一代枭雄曹操，性情豪横、爱憎分明，为何被黑“奸雄”上千年？
一代枭雄曹操，性情豪横、爱憎分明，为何被黑“奸雄”上千年？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既是力挽狂澜的汉室忠臣、运筹帷幄的军事奇才，又是一个玩弄权术、性忌嗜杀的奸贼权相。那么，历史上的曹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本文将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为您详细解析曹操形象的演变过程。
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
曹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种形象。西晋时期陈寿撰写《三国志》，作《魏武本纪》，以一个史家善述事理的撰史笔法并应用相应的历史观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力挽狂澜的汉室忠臣、运筹帷幄的军事奇才和能力出众的政治领袖形象。
南朝宋人裴松之广采诸家史料，为《三国志》作注，在肯定其正面形象之外，通过史料补充，增加了曹操玩弄权术、性忌嗜杀的奸贼权相形象。元末明初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以丰富的想象构建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经典文学形象。
在史家和文学家笔下，曹操的形象有明显差异，并且曹操的史学形象和文学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一些变化。
陈寿《三国志》中的曹操
《三国志》对曹操的主要记载集中在《武帝纪》，其他篇目中亦有少量记叙。《三国志》惜字如金，其文笔也是历来史家公认的简洁明了，但陈寿对曹操的记述却毫不吝惜笔墨，用大量的文字对曹操歌功颂德，将曹操塑造成一个光明伟岸的英雄豪杰。
瞿林东先生认为，无论是什么体裁和时代，史家修史都必然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人们撰写历史都是有目的的活动，都是有一定的思想作为指导”。
陈寿以尊魏为正统的指导思想来修撰《三国志》，自然会总结出积极正面的曹操形象。历来对曹操的评价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军事家，一生中身先士卒，领兵冲锋。史家对曹操的军事才能有着共识，认为曹操精通兵法，能够运筹帷幄，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壮大自己的队伍，逐步完成割据一方的霸业。
曹操有着出色的战略谋划能力。曹操对人性有着敏锐的认知，善于发现并且利用战争中双方的矛盾，用巧妙的手法挑拨离间，适时的将矛盾加以激化，往往能够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袁术的战争就极具代表性。
在陈寿笔下，曹操还是一个知人善任、能力出众的政治领袖，所以才能够在诸雄混战的三国乱世开创一片大业。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曹操形象
与陈寿的曲笔维护不同，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史料更加丰富，能够对陈寿的记载做出很多补充。裴注的体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寿所不载，事宜存録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缺”；二是“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三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以惩其妄”；四是“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在裴氏广泛搜集诸家材料的情况下，其笔下的曹操在政治家、军事家的形象之外，还多了一些奸诈狡猾、玩弄权术和残酷无情的负面形象。在裴松之笔下，曹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汉臣奸相形象。他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维护了汉王朝的统治，但实际上大多都是出于维护个人利益的目的。裴松之广泛搜集材料，对曹操如何玩弄权术、排除异己的过程多有揭露。
在陈寿笔下，曹操是一个知人善任、唯才是用的良主，而在裴松之引用大量材料的补充下，曹操的这一形象就变成了性忌嗜杀的阴险小人。以荀彧为例，裴松之引孙盛《魏氏春秋》载：“太祖馈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在这个说法中，荀彧显然是被曹操逼迫而无奈自尽，其原因自然就是荀彧反对曹操进爵魏公。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的谋士，都能因为这种理由而被杀，其残忍嗜杀可见一斑。
《三国志平话》中的曹操形象
《三国志平话》是元代刊行的讲史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之一，作者不明，是元代经典的文学作品之一，对后世罗贯中创作《三国志演义》有很深刻的影响。除去开篇交代三国分分合合原因的的司马仲相决断阴间公事外，《三国志平话》前半部分主要讲述张飞“勇冠天下”和黄忠的“箭绝天下”，下半部分主要赞颂诸葛亮的聪明机智。
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平话》的内容基本不符合史实记载，充斥着大量天马行空的传说和想象，书中有大量以诗的形式作出的评价，结尾以一首诗作为总结：
“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马仲达平三国，刘渊兴汉巩皇图。”
汉王室势力衰微，无法对全国形成有效统治，以至于魏、蜀相互争雄，汉昭烈帝刘备以蜀地称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国混战到最后，司马懿平定了三国，刘渊永兴元年以“兄亡弟绍”为名建立赵汉，天下依然是刘氏统治。显然，《三国志平话》的作者是以蜀汉为正统的，尊刘贬曹的情感贯穿始终，以蜀汉故事作为线索承接全书。
因此全书的描写以蜀汉集团为重点，对曹操从道德层面进行批判，曹操在书中的笔墨不多，但依然可以体现出其奸伪残酷的一面。《三国志平话》着力表现了曹操是图谋篡汉的逆贼，这也是本书与此前三国题材作品有很大不同的地方。书中有大量明显有违史实的虚构情节，将曹操叛汉篡逆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
曹操遇到国舅董承之后，主动询问董承是否得到了献帝御赐的玉带，董承立刻就明白了献帝身边有曹操的耳目。
衣带诏显然是后世虚构出的故事，正史之中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董承受献帝秘诏，文学作品中为了以国舅董承的忠于汉室与曹操的谋逆篡汉作对比，往往需要虚构出衣带诏的具体内容。在《三国志平话》中，显然是虚构出的诏书，给曹操定下了“奸雄”的称呼，借献帝之口，从侧面刻画了曹操的奸贼形象。对吉平至死不言的高度评价，也从侧面衬托了曹操之恶，这都是从侧面来表现曹操反面形象。
在侧面表现之外，也有直接体现曹操叛汉篡逆形象的事例，那就是逼迫汉献帝禅位。在历史上，逼迫汉献帝禅位的是其子曹丕，在《三国志平话》中，作者将这一罪状放在了曹操身上。
在历史上，曹操是运筹帷幄、老谋深算的军事家。但是在《三国志平话》中，出于对蜀汉的尊崇，为了体现刘备等蜀汉集团的正面形象，曹操的军事才能被刻意抹杀，作者将其描述为一个屡战屡败、丢盔卸甲的败军之将，是碌碌无能的军事庸才。《三国志平话》本就是为了凸显蜀汉人物的英明神武形象而创作的，曹操并不是主要人物，在书中出现也多是为了衬托出刘备的仁德宽厚、众望所归。因此作者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乱臣贼子，以迎合那个时代的大众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也就能够理解了。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曹操在文学作品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源于明代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同时也是曹操的形象毁誉参半，逐渐走向反面的重要代表作品。市民文学的兴起，给了罗贯中很多的创作素材，有《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作为故事底本，辅之以各种野史传说、诗词戏曲，
罗贯中的创作过程就是“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概括万事”。在这本曲折生动得通俗历史演义小说中，罗贯中按照他所处的时代的正统观念和民众喜好，以生动的文笔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有着雄才大略却也奸诈狡猾的奸臣形象。
罗贯中在所处时代的正统观念影响下，有着尊刘贬曹的心理倾向，对三国乱世中的汉王朝是抱有同情心理的，而曹操的所作所为确实在某些方面来说维护了汉王室的统一，因此罗贯中并不能将曹操的功绩直接抹杀。另一方面，在罗贯中看来曹魏不是正统，那么曹操的行为就不值得大加赞赏。于是我们就看到《三国演义》塑造的曹操的文学形象，基本是按照裴注引用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来进行刻画的，尤其刻意凸显其“奸”，使得曹操整体上是一个能力出众，却又奸诈狡猾的奸臣权相形象。
《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刻画更侧重于“奸雄”，既有将曹操性格中残暴专权的方面秉笔直书出来，也有虚构一些莫须有的罪状附会在曹操身上，使曹操奸诈的脸谱化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曹操在历史上征战多年，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杀戮行为，与陈寿的为尊者讳不同，罗贯中选择将这些事实揭露出来，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细节的填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曹操屠杀吕伯奢全家的故事。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未记载此事，裴松之的注文列出了几条相关记载，记载中曹操杀人的目的皆为自保，显然并不利于表现曹操的残暴。对曹操最不利的记载，出自吴人孙盛的《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尽管如此，这条记载也仅仅只是证明曹操生性多疑，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然而在《三国演义》中，这段经历被罗贯中渲染夸大。曹操依然是留宿吕伯奢家，听见磨刀之声便连杀八人，不同的是吕伯奢这次在家，外出买酒返回途中遇到了曹操，而曹操却残忍的将吕伯奢斩于驴下，并且说出了那句流传甚广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明明知道自己误会了吕伯奢的家人，已经犯下罪过，却还对厚待自己的吕伯奢痛下杀手，再加上这句极端自私的话，就更显得曹操残忍而自私，让曹操的负面形象瞬间立了起来。
为了表现曹操的奸雄形象，《三国演义》也虚构了很多不符合史实的故事，从道德品行等诸多方面丑化曹操。
同样是曹操，但是《三国志》和《三国志注》中塑造的曹操的历史形象以及《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又存在很多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重要的便是诸家不同的正统观念。三国时期汉室衰微，诸侯混战，魏、蜀、吴孰为正统也就变成了历代关于正统论的探讨中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曹操，如何刻画曹操的形象就变得复杂起来。在后世创作的形象当中，以陈寿《三国志》刻画的历史形象和罗贯中《三国演义》刻画的文学形象最为出色，流传最广。
曹操起家于三国时期的诸侯混战中，一生征战南北，既有促进统一、恢复生产的益举，也有烧杀抢掠、独断专权的恶行，他的形象在后世由于种种原因而多有不同，影响最大的就是正统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
他的历史形象以《三国志》塑造的最为典型，在陈寿的《三国志》中，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贯穿始终，对曹操形象的阴暗面多有回避，更多的记述曹操英明伟岸的一面。在各种春秋笔法之下，曹操的历史形象是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汉室忠臣，远筹帷幄的军事奇才和能力出众的政治领袖。至于曹操的文学形象，则以《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奸雄最深入人心。罗贯中历经元末明初的动乱，对天下统一的理解有着切身体会，加之宋元以来程朱理学的日渐壮大，就使得他以正蜀而伪魏的原则来进行书写，对曹操的形象进行二次创作。既是知人善任、洞察时局的治世之能臣，也是独断专权、欺君罔上的乱世之奸雄，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两面性构成了曹操经典的文学形象，对后世影响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