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亲述：胡惟庸案背后的权力游戏
朱元璋亲述：胡惟庸案背后的权力游戏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一场震惊朝野的案件在明朝初年爆发。丞相胡惟庸被控谋反，明太祖朱元璋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这起案件不仅导致数万人被牵连处决，更引发了中国政治史上一项重大制度变革——丞相制度的废除。
胡惟庸，这位来自南直隶凤阳府定远县的官员，早年追随朱元璋起兵，因才能出众而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等职，并于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然而，随着权势的扩大，胡惟庸逐渐专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勾结朝中势力，最终引发了这场震惊朝野的案件。
胡惟庸案的发生并非偶然。早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明太祖闻知勃然大怒，言辞斥责省臣。但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而礼部则反唇相讥，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不久，汪广洋被处死。接着又以汪广洋曾违法纳没官妇女为妾，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至此，明太祖与胡惟庸朋党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义子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
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越来越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丁玉、李伯升、毛麒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10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
胡惟庸案的发生，表面上是由于胡惟庸个人的专权跋扈，但其背后却折射出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权力斗争。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深知权力的重要性，也明白功臣如果过于强大，可能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因此，他借胡惟庸案之机，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勋贵，以加强集权。
与汉初不同，明初不存在对皇权的地域性挑战，但朱元璋仍需防范功臣对太子和太孙的潜在威胁。元末明初世风的残忍酷毒，实在是难以想像的。可以看看《辍耕录》里对朱元璋军吃人的记载，看看《纪事录》、《国初事迹》，就觉得朱元璋数万人数万人地屠戮功臣族属，实在是正常的时代风格。无怪当时人对此，不过叹息而已。后来靖难后革除戮辱，于残酷之外又加上阴毒，则是另一个皇帝的个人风格所体现的北方特色了。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举措，不仅改变了明朝的政治体制，也对后世的君臣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制度变革，标志着中国古代皇权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胡惟庸案和丞相制度的废除，成为了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值得后人深思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