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的历史故事，推动了这些著名戏剧的产生！

《史记》里的历史故事，推动了这些著名戏剧的产生！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时期共3000多年的历史。以《史记》为素材创作的戏剧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宝库，也推动了《史记》的传播与接受。这些戏剧作品在内容、形式和艺术构思上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魅力。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在《史记》诞生后，有着许多以《史记》记载的历史故事为基础而创作的戏剧作品，剧作家以《史记》为本事来源创作了历史题材戏剧。这些戏剧，不仅角色为《史记》所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剧情、背景、主要事件都是依据《史记》或者由《史记》敷衍而来。所以，史记戏不仅是《史记》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杰作，也是《史记》文学化的产物，更是两千多年来史记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梳理这些以《史记》故事为基础的戏剧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南宋末年诞生的《赵氏孤儿记》剧作，标志着史记戏的诞生。元明清时期，史记戏进入鼎盛时期，文学样式主要是杂剧和传奇。

根据现代的相关数据整体统计，元杂剧史记戏约180多部，但大多散佚。根据相关研究对现有元杂剧数量种类的统计考量，取材于《史记》的元杂剧史记戏现存约16部。明代史记戏约50种，现存约23部;清代史记戏约28部，现存约16部。近现代时期，随着《史记》传播的多样化，史记戏趋于精品化。而在京剧领域内，根据大略统计，取材于《史记》的京剧剧目多50余出，比如《赵氏孤儿》《卓文君》《刺王僚》《将相和》等都是经典。除了京剧外，其他地方戏曲中，也有许多相关曲目是取材于《史记》的。例如，在秦腔之中，就有类似《荆轲刺秦》《斩韩信》《八义图》等故事，而这些曲目都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以《史记》为基础形成的。

这些以《史记》内容为基础的剧目在其发展过程和内容中，有着许多突出的特点。《两千年史记学研究》一文总结说，元明清时期的史记戏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内容与形式的时代性，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

首先，如果通观这些剧作的内容与形式，这些作品跟时代的变化发展是紧密相关的，特色十分突出。在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因而在政治上对传统的原先建立起来的中原文化以及相关的思想伦理体系不重视，从而形成了比较宽松的政治大环境。这种宽松的环境促使元代史记戏走向兴盛期。元代史记戏在内容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或揭露封建统治者残害忠良的行径，如金仁杰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尚仲贤的《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等;或歌颂忠臣义士的气节，如郑光祖《周公摄政》、狄君厚《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等;或表现快意恩仇的题材，如郑廷玉《楚昭公》、李寿卿《伍员吹箫》等。在表现形式上，元代史记戏主要以杂剧为主。

明代前期，承元杂剧余风，史记戏的文学样式主要是杂剧。在明传奇大力兴盛的时期，史记戏的文学样式以传奇为主，杂剧为次。在内容方面，明代前期，史记戏以爱情剧为主线，于是有“十部传奇九相思”之说。如梁辰鱼《浣纱记》，取材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写吴越兴亡，并敷衍西施与范蠡的爱情故事贯穿其间，将政治和爱情相结合，开创了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对后世传奇创作有很大影响。汪道昆《陶朱公五湖泛舟》、赵明道《灭吴王范蠡归湖》等，都是著名的以范蠡、西施为主人公题材戏剧。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战争不断，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呼唤救世主式的英雄人物横空出世，整顿乾坤，安正天下。于是，史记戏中的英雄戏、刺客戏，纷纷登台亮相。演绎张良刺秦王的历史剧有王万谶《椎秦记》、无名氏《(张子房)赤松记》、丁耀亢《赤松游》、范希哲《双锤记》等，演绎范雎故事的历史剧有无名氏《绨袍记》等，演绎荆轲刺秦的历史剧有徐沁《易水歌》、茅维《秦廷筑》、汪光被《易水歌》等。这些历史剧，表达了剧作家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和渴望英雄救世的情怀。

除此以外，这些取材于历史的戏剧在内容创作上往往是虚实结合，多有进行相关的艺术创作，在内容和情节上进行创新。虚实相生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法则。《史记》相关戏剧是剧作家以《史记》为本事来源而创作的历史剧，是对《史记》的相关内容进行文学创作后的的产物。作者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在传承《史记》基本历史文化精神的同时，在基础史事的基础上，又对简约的历史事实进行连缀、补充、发挥。

“赵氏孤儿”故事就有较大的代表性。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司马迁经过搜集、整理有关历史和传说，写成了令人荡气回肠的《赵世家·赵氏孤儿》，从此以后，“赵氏孤儿”故事不断被演绎，改编成各种戏剧。纪君祥《赵氏孤儿》取材于《史记·赵世家》，其故事情节、人物大致与《史记》相同，但增添和变动了许多情节，强化了故事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突出了赵氏孤儿复仇的主题。从整个剧本看，作者把搜孤、救孤、保孤的故事上升到忠义与奸佞斗争的高度，通过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保孤、救孤的壮举，强化了忠义的色彩。作者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使《赵氏孤儿》成为一部著名的悲剧。这样的创作可见作者创作的出色，而这样的文学创作，也使得相关戏剧在艺术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也因而受到了古今人们喜爱称赞。

此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艺术，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教化色彩和目的。从作者角度说，许多作者来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除了为了创作一部新作品外，还常常在其中寄托着作者自身的精神与信念，体现着传统儒家士人的追求，并在创作中寄寓普通民众的理想愿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会具有并起到较高的教化作用。

例如，徐元的明传奇《八义记》，从古至今就有许多评论者认为，其在《史记·赵世家》、元杂剧《赵氏孤儿》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周坚替死”情节，使赵朔得以保全性命;以及公主被囚冷宫、后去守陵等情节。剧末，随着赵氏孤儿报仇雪恨，赵家夫妻父子大团圆，广大观众也“转愁成喜，破涕为欢”，观众在看完后得到了超凡脱俗、自由释解的快乐，而作者的创作宗旨也得以展现传播。这样的大团圆的和谐结局既体现了民众的期盼与社会流行所在，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忠良的推崇。

（参考文献：《史记》、《京剧剧目初探》、《两千年史记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