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力挺武当派并非信道，却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玄武大帝化身
明成祖朱棣力挺武当派并非信道，却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玄武大帝化身
武当派的兴起与明成祖朱棣有着密切的关系。朱棣为了证明自己的帝位合法性，大力扶持武当派，并在武当山修建了规模庞大的道观建筑群。本文将从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探讨朱棣与武当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武当山成为道教圣地的历史渊源。
武当派兴起于明初，后世留存下的金碧辉煌的武当道观，大多建于明成祖时期。明永乐年间，朱棣“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紫禁城与武当道观成了明朝盛世国威的两大图腾。规模庞大的武当道观耗资数以百万计，日役使军民工匠30万人，历时12年，建成9宫、8观、36庵堂、72岩庙、39桥、12亭等33座建筑群，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最大宗教建筑群，尤其是武当金顶，正脊两端铸龙对峙颇有天子气象，正如后人所赞：
“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气，林岫回环画镜中。”
问题也正出于此：以“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称著的明成祖朱棣，为什么会对张三丰如此另眼相看，并耗巨资扶持武当派的发展呢？
当然不是因为明朝脱胎于明教，而明教前教主张无忌又出生于武当……
朱棣崇武当，源于其帝位是通过发动靖难之役篡位而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是为建文帝。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于是首先袭执周王朱橚，把他废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榑于京师，湘王朱柏自焚死。与此同时，也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准备削除燕王。朱棣行伍出身，能征善战，原本有僭位野心；加之建文帝上台伊始便开始削藩，坐镇北平的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挥师三十万南下直捣应天，大破百万建文军，终即位为明成祖。
朱棣攻下南京后，在拒绝了他的支持者们反复几天的劝进之后，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下令大力搜索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朝臣五十余人，朱棣还令尽复建文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以表明其起兵目的在于恢复祖训。
然而正如宋太祖赵匡胤因黄袍加身而多疑，不得不“杯酒释兵权”一样，朱棣以下犯上，也缺乏合乎法统的即位理由。自北塞而来的朱棣将自己视为北方之神玄武大帝的化身，而武当正以“玄武大帝”为主神，自然得到了朱棣的青睐——经过十三年的兴建，北有北京帝都、南有武当道教之势已渐显现，其后虽然道教的另一大派正一道开始中兴，但属于全真道的武当派始终香火不断。
武当山地处西南，如何成为北方玄武大帝的道场了呢？在道教传统中，“武当”之名中的“武”，指的便是玄武。刘道明撰《武当福地总真集》认为，武当山原名太和山，由于玄武在此修道成功，飞升之后，此山“非玄武不足以当之”，而改名为武当。而后张三丰创立门派，一借山名中“非玄武不足以当之”之意，二借止戈为武、果敢为当之意，亦取名为武当。
而事实上，早在玄武神话流行之前，武当便早已成道教名山了。《后汉书》记载有朱穆隐居于武当山之语，《水经注》中亦有武当山之别名考，至唐光化四年（901年），武当山已跻身于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然而，武当山成为祀奉玄武的圣地却是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所建紫霄宫，可能是武当山上首座以祭祀玄武为主的宫观。忽必烈灭宋之战中，有龟蛇出现在燕京西郊高梁河，元帝室以为是玄武显灵，象征元王朝国运兴隆，因而亦崇奉玄武，武当山在有元一朝亦颇为兴旺——如此看来，以玄武之名为山名，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不过在朱棣眼中，这个从北宋便流传下来的首场显然深得其心，武当山、武当派均鼎盛于明朝也便不奇怪了。后人亦有传说：成祖朱棣问张三丰“吾欲学道，谁最乐者”，三丰对答“食美嗜，遗通利，极乐事”；后张三丰又为成祖疗病深得成祖信服，于是张三丰名声名大振，当山由此大兴，并不断发展壮大——这样的故事便不必认真了。
从张三丰到朱棣，一座山竟能承载起一个宗教的源远流长与一个帝国的金戈铁马，也实可谓武当之外，无山可当了。
雄才大略的朱棣终于未能遇见重生的张三丰，然而这位皇帝为真人建的道观却留了下来——当在武当，诉说着一个经历几百年而不死的多重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