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太平天国中最富才华的将领
石达开：太平天国中最富才华的将领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运动中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文武全才，谋略足备，有见识，而又可以行动。他与韦昌辉有些地方相似，特别是对太平天国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但如从全面去衡量，石达开比韦昌辉就要强出许多。
出广西后的进军途中，他担任方面军指挥，攻坚开道，所至都有战功。但在建都之后，杨秀清长期把他闲置天京，没有委以重任，对革命不免是个损失。直到年底，西征军节节失利，局面十分艰难的时候，才让他督师九江。他临危受命，一战挽回颓势，表现了他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其后用兵江西，开拓疆土，使大局为之改观。
在战场上和他对垒过的湘军头子曾国藩，就曾多次被他挫败，而对他感到害怕，认为“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湘军另一个头目左宗棠，在谈到对石达开的看法时也说：“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
曾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石达开的军事指挥作过认真观察，据他说，石达开的用兵特点是：“其临阵也，以他部作前驱，而以死党监督其后，层层设伏待之，遇败，则麾之赴援，类能转败为胜，胜则尽锐冲压，官军每为所乘。其止也，乍东乍西，倏隐倏现，冀乱吾之谋。其行也，忽弛忽骤，或合或分，冀伺吾之隙。验之所窜地方，历历不爽。”
这种动定有法，机智灵活的战斗特点，使敌人穷于应付，最感头痛。石达开在这些方面的长处，都是专以逢迎为事的韦昌辉赶不上的。
石达开的作风也比较要正派些。为牧马人事件杨秀清下令要他抓黄玉昆，他有意见，但他只是做到不抓人而已，并没另生枝节，扩大事端。这样为人行事，还是说得过去的。
但石达开有石达开的问题。他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真心拥护洪秀全所创的教义。这种情况，甚至敌人方面也已看出。左宗棠在《与王璞山》书中就说：“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
洪秀全的宗教，不过是发动革命时借用的工具，其实际宗旨则是反对封建统治。石达开不附会洪秀全的宗教，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但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宗旨，却持保留的态度，并不全都忠实地奉行。
1854年安徽再次解放，他受命去安庆驻守过一段时间。在他的主持下，所举乡官多为地方士绅，把一些地主文人扶植起来，就与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不合。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石达开在安徽期间，“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这书的作者是个秀才，不会怎么关心老百姓的事。这里说的“皖民”，显然是指地主，与农民群众无关。
天京方面听到这种情况，当然认为不妥，便很快把他调回，改派秦日纲去接替安徽的工作。石达开改变太平天国制度的情况，到他离开天京搞分裂行动之后，更为严重。据太平军吉庆元等六十七位将领《上天王奏》所述，石达开回广西后驻留庆远期间，把天王制定的“官制礼文多更改焉”，他的“动静行为，多滋物议”。这是出自原来跟随石达开出走的广大太平军将士的反映。说明洪秀全的革命宗旨深入人心的情况。
在太平天国内部，如何对待石达开这个人，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他参加革命很早，永安时就封了王。他憎恨清朝政权，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与敌人势不两立。
他尊重洪秀全的领袖地位，勤勉任事，决无谋篡之心。从文献记载看，他做事还是光明正大的，不搞阴谋。这些都是石达开身上的主导方面。
洪秀全和杨秀清如果能够善于使用干部，那么象石达开这样的人，就应采取信任和团结的态度，用其所长，去其所短。只要处理得当，他身上的消极方面是可以逐步克服的，不至于出大的问题。但事实上洪秀全和杨秀清都没这样做。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
杨秀清确实没有处理好首事诸王的关系，不分对象地制造了一些人为的矛盾。到1856年发生天京变乱时，石达开的基本立场是站在韦昌辉方面，同杨秀清作对。这倒不是他对韦昌辉有什么特殊好感，而是由于“东王威逼太过”之故，把他推到韦昌辉一边去了。
秦日纲的情形与石达开不同，但他同杨秀清的关系，却又与石达开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