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明亮到邓玉娇：新中国司法改革中的正当防卫变迁
从孙明亮到邓玉娇：新中国司法改革中的正当防卫变迁
1984年6月25日晚，甘肃省平凉市东关电影院门口，一场意外的冲突改变了孙明亮的命运。当时，19岁的孙明亮和朋友蒋小平在看电影途中，发现郭鹏祥等人正在尾追骚扰两名少女。出于义愤，孙明亮和蒋小平上前制止，却引发了一场致命的冲突。
在争执中，郭鹏祥等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纠集更多人手，手持砖头等凶器，对孙明亮和蒋小平进行围攻。在被迫退到垃圾堆上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孙明亮掏出随身携带的弹簧刀进行自卫，刺中了郭鹏祥，导致其死亡。
这起看似典型的正当防卫案件，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却遭遇了重重困境。一审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孙明亮有期徒刑15年。虽然最终在二审中改判为防卫过当，缓刑3年，但这一过程充分暴露了当时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严格限制。
时间快进到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内，服务员邓玉娇正经历着一场噩梦般的遭遇。当晚，镇政府工作人员邓贵大、黄德智等人酒后到宾馆消费，对邓玉娇进行言语侮辱和性骚扰。在多次拒绝和试图离开未果后，邓玉娇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用水果刀刺伤了黄德智，刺死了邓贵大。
这起案件迅速引发了全国关注。与孙明亮案不同的是，邓玉娇的行为最终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但她被免予刑事处罚。这一判决结果不仅体现了司法的进步，更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
从孙明亮到邓玉娇，两起相隔25年的案件，见证了新中国司法改革中正当防卫制度的演变。1979年刑法首次确立正当防卫制度时，规定较为原则化，缺乏对防卫限度和无限防卫权的具体界定，导致司法适用困难。1997年刑法修订虽然引入了“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概念，明确了防卫必要限度，并增设特殊防卫条款，但仍存在理解分歧。
在司法实践中，受传统观念影响，司法机关往往倾向于保守处理，特别是在可能引发争议的情况下。这种倾向在孙明亮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邓玉娇案中，虽然最终仍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但免予刑事处罚的结果，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的谨慎和进步。
社会观念的转变也在推动着司法改革。在邓玉娇案中，网络舆论的广泛支持，反映了公众对正当防卫权利的认可和期待。这种社会压力促使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更加谨慎，更加注重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鼓励公民积极行使合法权利。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新中国司法史上正当防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从最初的严格限制到逐步放宽，从有罪推定到无罪释放，新中国司法改革中的正当防卫制度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司法判决中，更深刻地改变了公众对正当防卫的认知和社会风气。正如最高法在指导意见中所强调的：“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不仅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