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谈美国如何应对病毒危机
黄严忠谈美国如何应对病毒危机
美国当前正面临严峻的病毒危机。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6月22日15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235.6万人，死亡122248人，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西顿霍尔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指出，面对病毒危机，各国应从上一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他认为最理想的状况是当地有发达的监测预警系统，能够迅速采取医学或非医学干预手段控制疫情。如果遇到新型传染病，则需立即向国际社会通报并寻求援助。
然而，美国在应对此次疫情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从联邦政府层面来看，初期忽视专家预警、淡化疫情风险，导致错失疫情防控良机。同时，经济与大选的考量也束缚了联邦政府的抗疫行动，试图借疫情转移视线、推卸责任。
联邦制运转不畅和党派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疫情应对的难度。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处置疫情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与矛盾，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美国两党制的政治架构和两党极化的政治发展现状，恶化了美国抗疫形势，导致政府应对疫情效率低下。
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也暴露出结构性缺陷。美国的医疗体系是一个多元化、以市场导向为主的体系，更注重科技创新能力与医疗技术的领先优势，而不是为公民提供平等的医疗福利。面对昂贵而低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一些美国民众因无法负担费用而放弃治疗新冠肺炎。此外，医疗专项经费大幅削减、医疗物资制造业空洞化等因素也使得美国的医疗服务供应能力严重不足。
黄严忠表示，只有经过反思和检讨，人类才能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做好准备。他强调，这次疫情应对中最深刻的教训是很多国家将公共健康问题政治化。公共卫生问题是人命攸关的问题，应该把政治抛到一边。但是从历史上看，从一开始公共卫生就不能够脱离政治。这一点在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暴发时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次的新冠疫情中，政治化就到了一个更加令人遗憾的程度。
一个是在溯源问题上的政治化，另外是把疫情处理政治化的情况。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在这次疫情中与以前不一样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介入到这个疫情的应对上面来。把疫情的应对变成一个不同制度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的竞争。
同时，这个政治化实际上还跟另外一个问题搅和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化”。就是不把它只是当作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更多当作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来看待。那么这个国家安全化本身就意味着你要采取极端的、非同寻常的措施来应对疫情。
在国际层面，这个“安全化”就带来很大的问题，更多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更加剧了不透明，所以大家就更加不敢互相分享与疫情有关的材料。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本来需要大家团结一致、互相放下戒蒂，一起来应对这样一个共同的威胁。结果大家都互相猜疑、互相防范，反而放大了疫情带来的危害。
黄严忠指出，人类与病毒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长期共存。新冠大流行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全球健康危机。而全球的应对能力却不能令人乐观。
黄严忠：“基本上所有我知道的公共卫生专家都认为下一次的大流行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随着我们现在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可能使得未来大流行的时间间隔更短。
如果我们遵循一些基本常识，尊重科学，实际上很多的失误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有什么很深的流行病学的知识，作为一个政策学者，你只要有基本的这方面的常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哪些方面做错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把政治因素去掉，很多东西会做得更接近理想状态。
然而，相比较2019年新冠暴发之前，我们现在的应对措施可能比那个时候还要薄弱。因为我们看到在疫情结束之后，在国际层面，国际治理没有有效的改革措施。虽然开始有一些的反思，也有一些举措，比如发起了大流行的应对基金，也在修改国际卫生条例、大流行公约等等，但是这些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在国家层面，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