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商汤眼中的“西邑”
考古新发现：商汤眼中的“西邑”
在商朝晚期的甲骨文中，一个名为“西邑”的地方频繁出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甲骨文显示，商王多次卜问和祭祀“西邑”，显示出其在商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卜辞中有“贞：于西邑”、“西邑害”、“丁巳告于西邑”等记载，这些内容大多与祭祀活动有关，反映出商王对“西邑”的重视。
2006年，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在香港出现，这批竹简后来被称为“清华简”。其中，《尹至》篇记载：“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这句话明确提到商汤从西面进攻“西邑”，最终战胜了夏朝军队。另一篇《尹诰》中则有“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西邑”与夏朝之间的联系。
结合甲骨文和清华简的记载，学者们推测“西邑”很可能就是夏朝的别称。从地理位置上看，“西邑”位于商朝东部，与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的位置相吻合。此外，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王祭祀“西邑”的行为，也暗示着“西邑”是一个已经灭亡的重要政权所在地。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桀暴虐无道，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经过多次战役，最终在鸣条之战中击败夏桀，灭亡夏朝。商汤随后建立了商朝，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如减轻赋税、鼓励生产，使国家迅速强盛。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商汤灭夏的过程，但通过“西邑”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甲骨文中的某些记载可能间接反映了这场战争的影响。例如，甲骨文中频繁出现的祭祀“西邑”的记录，可能就是商朝统治者为了安抚夏朝遗民、巩固统治而采取的措施。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郑州发现了二里岗遗址，其中出土了两片珍贵的甲骨文。起初，这些甲骨文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本世纪初，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维明教授重新解读了其中一片甲骨文，才揭开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之谜。
这片甲骨文上刻有“又乇土羊，乙丑贞，及孚，七月”的内容。其中，“乇”字被李维明教授识别为“亳”的早期写法。这一发现至关重要，因为“亳”正是商汤建立商朝时的都城所在地。
通过碳十四测年，二里岗遗址的年代被确定为距今约3620年，与夏商更迭的时间基本吻合。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陶文“亳”与“亳丘”，进一步证实了这里就是商汤的亳都。
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商汤灭夏具有重要意义。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州距离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仅约80公里，不仅便于军事行动，也符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战略逻辑。相比之下，如果商汤的亳都在商丘，那么两地相距370公里，中间隔着开封、郑州等地，很难想象当时会有如此大规模的远征行动。
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今天（12月26日）进行了2024年最后一次新闻发布，聚焦二里头遗址、殷墟王陵区、山西昔阳钟村夏商墓地、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2024年在二里头遗址的“工西一区”发现了该区围墙的东北角，首次完整揭露出十字路口区域四个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每个区域外侧都有围墙，显示出二里头遗址可能存在棋盘式的布局结构，每个网格可能有不同的等级或功能。这种有规划和近乎平行的主要街道走向的布局方式，在龙山时代的嵩山东南麓和海岱地区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并为商周的都城所沿袭。
在遗址宫殿区中部新发现17号建筑基址，位于以往发现的1号宫殿与5号建筑基址之间，南、北两组修建于夯土台基之上的排房式建筑值得关注，其中北侧排房式建筑结构较为清晰，面阔5间、进深1间，东西宽度超过40米，面积约310平方米，初步判断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
二里头村因与古城村因相距二里而得名。古城村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新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3条壕沟和一道夯土墙令人遐想。这些壕沟和夯土墙整体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方，大致平行，且与二里头遗址主干道路、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的方向一致，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成围合之势，专家推测它们很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夯土墙和相关单位出土陶片的最晚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与都邑相同。
这些壕沟、夯土墙的更大分布范围，壕沟、夯土墙本体以及它们围合区域的内涵、时代和性质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古城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提供了新材料，对研究洛阳地区夏商时期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牛世山研究员汇报了2024年殷墟遗址的阶段性考古成果。结合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洹河北岸地区初现大邑商都城的三横三纵骨干道路网络结构。在武官东地考古确认纵向干道L3，路沟长1.6千米，路面上有密集的车辙痕迹，每组间距为1.2米，这是已发现的两端明确、长度最长的大邑商城市干道。这条商代晚期干道，探方内宽18米，复原宽度21米左右。路面上铺细沙，路土中有很多小石子、以及殷墟三、四期的碎陶片，还出土了青铜马镳、石器等。
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的发现，填补了该区域大型线性遗迹的空白，构建起大邑商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是研究大邑商都城规划布局的新突破。
发现洹河古河道 的南、北岸各一段。与今天的安阳河河道走向不同，对研究洹河与古代人居环境有重要意义。
西北冈商王陵区发掘现场
西北冈王陵区也有新的发现。王陵区东围沟内探出大片陪葬墓，明确两围沟之间的中北部为空白区；钻探确认王陵区西周早期聚落的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这是殷墟范围内发现的最大的西周早期聚落。
在商王陵区西围沟东面发掘祭祀坑48座，祭祀坑分大、中、小三类，以大型为主，通过发掘确认可分为6排，多殉葬马，还发现有三人殉象的祭祀坑。此外还有人、牛、狗、猪、象、鸟等。明确新发掘大型祭祀坑的填埋特点，夯土和填土都有差别，可能是不同次祭祀的结果。
王陵区考古发掘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为研究王陵区分区、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商代社会性质等提供了新资料。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对钟村墓地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钟村墓地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钟村社区，因“考古前置”发掘墓葬13座，时代从夏商至战国时期，其中5座夏商之际的高等级墓葬，集中分布于2000平方米范围内，排列有序。
墓葬形制为近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具为多重棺椁，有器物箱，是以男性墓主为核心的多人合葬墓，出土陶器、漆木器等50余件（套）。10号墓规模最大，长、宽均超过6米，墓室面积达46平方米。墓室为竖穴土坑，有熟土二层台，内用石块构筑大型石椁，长宽均达4米，石椁内置木椁，木椁内并列放置三个木棺，棺内各葬一人。中棺墓主为男性，身体涂朱砂，头顶覆有扇贝，左侧股骨下随葬绿松石嵌片牌饰，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因素。陪葬的女性位于两侧，身体涂朱，无随葬品。北壁有壁龛，龛内殉葬有一名男性，无随葬箱。椁室内北侧置长方器物箱，出土有漆木器、陶斝、陶罐。个别有彩绘。
其他墓葬内还出土有陶爵、漆觚等随葬品，部分陶器表面装饰大三角纹、连珠纹等，表现出较明显的下七垣文化因素。
围绕墓葬年代、人群来源、亲缘关系、植物考古、文化交流等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开展多学科合作，初步认为钟村墓地是一个以父系为本的家族墓地，人群来源主要是本地居民；绿松石成分及矿源研究表明，钟村绿松石制品矿源与二里头绿松石矿料的来源相同，都来自东秦岭地区。近方形的墓圹、普遍设置熟土二层台、多重棺椁、多人合葬、器物箱
通过甲骨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我们逐渐揭开了商汤灭夏的历史真相。虽然甲骨文中没有直接记载这场战争，但“西邑”这一线索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商汤亳都的位置，使这段历史更加清晰。
这一研究过程也展示了跨学科研究在历史探索中的重要性。甲骨文作为商朝的文字记录，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文献记载补充了甲骨文的不足；而考古发现则为文字记录提供了实物证据。三者相互印证，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