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VS《史记》：郑庄公的礼仪之道
《左传》VS《史记》：郑庄公的礼仪之道
在春秋时期的历史长河中，郑庄公以其复杂的政治生涯和鲜明的个性，成为了后世史家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这位春秋初期的重要政治家，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左传》和《史记》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史家的叙事立场，更揭示了春秋时期礼仪文化的深刻内涵。
《左传》中的郑庄公：虚伪尊礼的国君
《左传》作为春秋时期的重要史书，对郑庄公的记载充满了贬义。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左传》通过这一事件，展现了郑庄公在处理家庭关系时的虚伪和冷酷。
根据《左传》的记载，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偏爱其弟共叔段，多次请求将制邑封给共叔段。郑庄公表面上答应母亲的要求，实则暗中布局，最终在共叔段谋反时将其击败。这一过程中，郑庄公的言行充满了算计和虚伪，与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和仁爱相去甚远。
然而，通过出土文献的对比，我们发现《左传》的记载可能存在偏见。例如，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描绘的郑庄公与母亲的关系则显得和谐亲密。简文中，郑武夫人对儿子的教诲饱含恳切和真诚，郑庄公也对母亲的教诲言听计从。这种描述与《左传》中母子关系的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揭示了《左传》叙事的主观立场。
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以礼为手段
尽管《左传》对郑庄公的评价不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特别是在处理与共叔段的关系时，郑庄公运用了一系列精妙的策略。
面对母亲的偏心和弟弟的野心，郑庄公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他表面上满足母亲的要求，将京城封给共叔段，实则是为弟弟设下陷阱。当共叔段开始扩张势力、违背礼制时，郑庄公并未立即采取行动，而是选择继续纵容，让弟弟的不义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种策略不仅让共叔段自食恶果，也使郑庄公在道德上占据了制高点。他通过“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说辞，向国人展示了共叔段的不孝和不仁，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最终，在掌握充分证据后，郑庄公果断出击，成功平定了叛乱，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春秋时期的礼仪文化：从“礼”到“仪”
要理解郑庄公的礼仪之道，就必须了解春秋时期礼仪文化的大背景。这一时期，西周的礼乐秩序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礼制规则。
春秋霸主政治的兴起，促使各国在外交场合中更加注重礼仪和辞令。这种新文化形式的习用，使熟悉《诗》《书》、礼仪等成为贵族阶层中必不可少的修养和气质。例如，《左传》中记载的辞令、诗赋就多引用《诗》《书》、古人之言、古代礼仪。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礼”已经从西周时期的宗法血缘内容转向了更具文情性和雅致性的外交礼仪。这种以“仪”为特征的新文化思潮，不仅推动了诸夏民族在语言、文学上的进步，也促进了文化的同一和认同。
重新审视郑庄公的礼仪之道
结合《左传》和《史记》的不同记载，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郑庄公的礼仪之道。《左传》侧重于揭示郑庄公在权力斗争中的虚伪和冷酷，而《史记》则突出了他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
事实上，郑庄公的礼仪之道体现了春秋时期政治家的典型特征。他既懂得利用“礼”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又能在关键时刻突破传统礼制的束缚。他的政治智慧在于，能够将“礼”从一种僵化的宗法制度转变为灵活的政治工具，从而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郑庄公的故事，不仅是春秋时期权力与斗争的缩影，更是礼仪文化转型的生动写照。通过对比《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我们得以窥见这位春秋政治家的真实面貌，以及他在礼仪之道上的独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