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已有“地图炮”，从“蜀闽同风”看宋人的地域歧视
古代已有“地图炮”，从“蜀闽同风”看宋人的地域歧视
北宋时期，中原士大夫中流行一句俗语“蜀闽同风，腹中有虫”，这句侮辱四川人和福建人的俗语在北宋颇为流行。这种地域歧视的产生，不仅源于四川和福建两地在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等方面的相似性，更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原因。
北宋时期著名文人邵伯温所著《邵氏见闻录》中有一则记载颇为有趣，该书中写道，“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所谓腹中有虫，无疑是说“闽”字和“蜀”字形内部都带有一个虫字，以此嘲弄闽地（福建）和巴蜀（四川）地区之人。
问题在于，为何宋人要将福建人和四川人联系到一起，说两地的风俗文化相近，这又是为什么呢？此外，令人费解的是，宋人为何对福建和四川有如此大的偏见，以至于编出这样带有地域歧视性的顺口溜呢？
闽蜀同风的表现与形成原因
何谓闽蜀同风
闽蜀究竟同不同风呢？如果果真同风，究竟又在哪些地方相同呢？这些问题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文人开始思考，北宋后期的文人王得臣说道“世言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相逢则曰‘乡人’……民间好蛊毒……”（《麈史》）。王得臣一连举出了许多两地风俗相同之处，应该出自认真考察而非妄下定论。从他的讨论中，我们得知，宋代的四川和福建地区在科举、宗教、乡土观念、蛊毒等几个方面基本一致。
两地都是科举昌盛之地，每年中进士的本籍人士颇多。两地的宗教氛围浓厚，拥有众多的佛教信徒，佛教事业繁盛。
两地百姓的宗族、乡土情结浓厚，在外十分团结，顾念乡里之情。两地都有着蓄养蛊毒的习惯。久而久之，宋人就在脑中形成蜀闽同风的固有印象。
为何蜀闽会同风
蜀地同风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有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着历史因素的沉淀。首先，福建和四川两地都相对封闭。众所周知，四川多盆地地形，对外交通并不便利，主要依靠水路交通。福建的情况与之相似，福建三面环山，一面靠海，正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言“（福建）三面皆崇山峻岭，稍加人力，不复可犯”。
易守难攻的同时，带来了本地地域文化的闭塞和本地人的团结，正因如此，福建和四川地区的宗族文化较为兴盛，乡土观念强烈。其次，福建、四川人地都出现了“地狭人稠”的问题。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的一次人口统计数据来看，成都地区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45.5人，这个密度在全国范围内高居榜首。福建的情况与之相似，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谚语。尽管福建的人口不及四川，但福建地区的耕地实在太少，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根本不足以供养如此多的劳动人口。正如《宋史》所言，福建人离开农业，做读书人、做道士、做和尚乃至从事手工业的比比皆是。耕地稀少，人口密度大，这些都迫使福建人和四川人寻求新的出路，一部分人踏上了求学出仕的道路，走出乡里；一部分人走入宗教，谋求庇护，这才形成了两地颇为兴盛的科举和宗教之风。
宋人的歧视与内在的政治原因
宋人对福建和四川人的歧视
宋人对福建人和四川人的歧视在宋代史料中屡见不鲜，就像现代人喜欢给不同地方的人起绰号一样，宋代人将四川人称作“川?直”，这个词出自当时中原地区的方言。据《涪翁杂说》记载，中原士人认为四川人性格跳脱，不成熟，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故而将其称为“川?直”。对于福建人，宋代人也有其特殊的蔑称，唤作“福建子”。据宋代学者朱彧记载，中原士大夫将福建人蔑称为“福建子”。北宋著名宰相王安石在被吕惠卿出卖，被贬官隐退江宁后，常常在纸上写“福建子”三个字，因为吕惠卿就是福建人，由此可见，“福建子”这一名称已经广为人知，不只是北方士人使用，出生江西的王安石也在使用。
除此之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还有一则记载值得玩味，靖康末年，北宋汴京被金人攻破，金人大肆掳掠，烧杀抢夺，在临走之时，金人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征集30名精通经学的太学生为金朝服务。一开始，金人还以为要进行武力强迫才可能有人报名，所以，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名，金人把报名奖励设定了300贯钱。没想到，当时留着汴梁的许多太学生踊跃报名参加，“诸生者有川人、闽人者，各持纸笔，陈山川险易……”。面对这些卖国求荣的士人，连金人也看不下去了，对于不少过分积极的人，金人将他们特意排除在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这则故事刻画了四川和福建出身的士人毫无底线和节操，只顾自身利益。然而，这真的是历史现实吗？我们恐怕很难想象，福建人和四川人会占据如此大的比例，卖国求荣的士人又绝对不止福建人和四川人，作者将其点出或许就是受到了宋代“蜀闽同风”观念的影响。又或者，这是一则流传已久的故事，被作者收入书中作为信史。这背后蕴含着宋人的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背后的深刻历史、政治原因
宋人对福建、四川人的歧视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四川地区从秦末开始就颇为重要，由于四川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四川在军事角度来看是一个易守难攻、资源丰富的兵家必争之地，每当中原战乱之时，四川地区总是会涌现出割据政权，这不得不让宋人对四川人产生恶感。例如，西汉末年，公孙述在四川自立为王，随后称帝，与刘秀争夺天下。东汉末年，刘备在曹丕称帝建立曹魏的情况下，也在四川建立了蜀汉政权。
尽管四川地区颇为闭塞，但是，在四川立国之人又大多拥有天命在我的自信意识，因为，这些割据者往往会标榜自己是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例如，东汉末年的刘备标榜自己是东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唐朝末年在巴蜀地区建立王国的王建也标榜自己是唐王朝的忠诚者，以此继承唐王朝的统治权威。刘建甚至公开发布诏书，说自己会在平定天下后，寻访唐王朝宗室遗孤册立为帝，再造唐王朝法统。因此，在宋朝建立后，宋朝中央对不断涌现皇帝的四川地区颇为忌惮，特别是在后蜀统治四川地区多年，治理情况较为良好，没有大动乱的情况下，宋朝对巴蜀地区的新统治旧亟需增强。在一般北宋士人看来，四川地区也是祸乱丛生的地区之一。如梁周翰就曾经说道“（巴蜀）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张乖崖集》）。
如此一来，四川就被形塑为不服从中原统治的边地，人心险恶，不服王化。福建地区与四川有所不同，福建开发较晚，直到唐朝中期，福建都被视为边地，有着许多蛮族和未开化之人。所以，我们在唐人诗句中经常看到类似“闽俗本殊华”一类的诗句，以此说明福建的习俗和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差异。在唐朝中叶以降，福建迅速得到开发，但是，文化落后的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再加上福建人确实和四川人有着许多相似的文化风俗，如此一来，就衍生出了“闽蜀同风”之语，用来一起嘲笑四川人和福建人。此外，四川人和福建人受到歧视还与北宋的党争有着紧密联系。由于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且南方是被北宋征服然后纳入北宋版图，所以，在北宋初期，掌握大权的基本都是北方人。
但是，随着福建、四川等地经济日益发达，福建、四川两地士人中举者逐渐名列前茅，远超北方落后省份，这就引起了北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直到宋真宗时期，宰相寇准依旧鄙视南方人，称南方人为下国之人。此后，这些南方士人借助谄媚宋真宗封禅而一度执掌朝政大权，这固然在短时间内改善了南方士人的处境，却败坏了南方士子的名声。于是，到了真宗以后，重新掌握军政大权的北方士人开始在舆论上大肆宣传四川人和福建人的奸诈、浮华。这种北方人和四川、福建人的斗争在王安石变法中尤为激烈，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中，有不少出自福建和四川的官僚，于是，在王安石变法被推翻后，福建人、四川人的名声进一步被败坏。
小结
许多人都知道“地域黑”，殊不知，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地域歧视。北宋时期，中原士大夫中流行一句俗语“蜀闽同风，腹中有虫”，这句侮辱四川人和福建人的俗语在北宋颇为流行。平心而论，四川人和福建人由于地理环境相近、人口密度相近，确实有着极为相似的文化风俗，但是，这种歧视的诞生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四川自秦汉以来就是割据政权不断涌现之地，是中原王朝颇为忌惮的地区。福建则是开发较晚的蛮夷之地，文化落后的帽子一直摘不掉。另一方面，在北宋时期，福建人在政坛上的表现不佳，且被北方人排挤。在王安石变法中，站队王安石的福建人居多，因此，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受到批判后，福建人彻底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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