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里看李世民的阴险毒辣，非城府极深之人而不能为之
从《资治通鉴》里看李世民的阴险毒辣，非城府极深之人而不能为之
李世民被誉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在位时创造的“贞观之治”也是古代中国少有的盛世之一。然而，“玄武门之变”成为李世民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深入阅读《资治通鉴》可能会揭示这场政变并非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隐藏的野心和企图在历史记载中有所显现。
无可否认，李世民被誉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在位时创造的“贞观之治”也是古代中国少有的盛世之一。然而，“玄武门之变”成为李世民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甚至被视为永远的污点。与此同时，相对于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密谋，很多人更愿意相信“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不得已而为之，属于自卫行为。然而，深入阅读《资治通鉴》可能会揭示这场政变并非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隐藏的野心和企图在历史记载中有所显现。下面，我们选择其中一件事来尝试分析李世民当年的内心活动。
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即“玄武门之变”发生前两年，齐王李元吉曾试图说服太子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甚至表示自己可以替太子行刺，但李建成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关于李建成拒绝的理由，《资治通鉴》归结为“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然而，如果仔细思考，李元吉劝说李建成谋杀李世民的时机是在李世民被册封为天策上将的一年前。虽然地位低于太子，但李世民已被封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权势远高于其他王公，甚至可以与太子媲美。这种情况下，李建成拒绝杀害李世民，除了“生性仁厚”外，几乎没有其他合理解释，除非他是一个智商低下的白痴。
在李建成制止李元吉杀害李世民后，李世民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李世民派遣心腹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秘密结交山东豪杰，以洛阳为根据地暗中壮大自己的势力，伺机应变。这一事件揭示了李世民早在武德七年就开始筹划，而且他的计划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为什么将根基放在洛阳呢？原因在于他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个职务掌握着几乎黄河以东地区的治理权，整个地区几乎都在李世民的掌控之下，包括洛阳在内。因此，李世民派遣心腹到洛阳发展，其意图显而易见。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李世民早在武德七年就开始为未来的“玄武门之变”做准备，而这种准备的具体内容大家心知肚明。那么，为什么他选择将根基放在洛阳呢？答案就在于他的官职“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虽然这个职务的名称很长，但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权力庞大的职务，几乎黄河以东的地区都在李世民的治理范围内，也就是说整个黄河以东地区都是由他说了算。而洛阳也包含在其中，因此李世民派遣心腹到洛阳巩固发展，其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
回顾兄弟三人的矛盾以及“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李建成，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李世民虽然强大，但他并非一个宅心仁厚之人。至少在他成为太子之前，他的野心是巨大的，而且他非常擅长隐忍。否则，他绝不会成为大唐的第二位皇帝。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似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胆的想象：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并非仅仅因为李建成的逼迫，而更可能是李世民对皇位长期以来的渴望引发的。或许李建成确实曾经不忍对亲兄弟下手，但在为皇位不惜一切，甚至不惜性命的情况下，兄弟三人的矛盾升级是必然的。然而，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李建成并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