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保障繁荣：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

制度保障繁荣：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

《权力与进步：我们千年的技术与繁荣之争》，由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合著，探讨了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之间的复杂关系，引发思想界对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跃进的反思。

两位作者详细描述了从工业革命到当代数字时代的历史演变，指出技术进步并不总是自动带来社会繁荣。相反，这一过程往往被少数精英掌控，结果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作者强调了技术选择的社会和政治性质，并呼吁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来引导技术走向更为公平和包容的发展道路。

一千年的历史和当代证据表明：进步取决于我们对技术的选择。组织生产和交流的新方式既可以服务于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也可以成为普遍繁荣的基础。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宣布这一决定时强调：“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西蒙·约翰逊的研究成果深刻地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在他们三人看来，全球最富裕国家比最贫穷国家富裕的程度相差那么大，后者长期赶不上前者，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就是社会制度的差异。换言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把制度分为包容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经济制度以及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经济制度四类，认为包容型政经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型政经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不能够持续。

用制度差异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并非始自阿西莫格鲁等人。1991、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分别因在经济制度研究上的贡献获得诺奖，前者提出了非常有创见的产权成本理论，后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解释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并提出了制度的路径依赖理论。

时隔20年，诺奖再次授予研究制度的学者，说明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力量的重组时刻，经济学研究再次聚焦制度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李约瑟之问（Needham's Grand Question）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公知们都认为：中国文化缺少理性精神，具体而言就是不擅逻辑。虽然各个古文明都发展出了一定水平的数学，但只有古希腊发展出了逻辑完备的数学体系，其典范就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李约瑟之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这与西方的制度创新密不可分。西方的制度创新，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中国在明清时期，由于制度的僵化，导致了科学和工业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