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呐喊》，百年后是否还能激荡起应有的回响？
鲁迅的《呐喊》，百年后是否还能激荡起应有的回响？
书斋漫话
1923年，鲁迅先生的《呐喊》出版。百年后，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了“但见奔星劲有声——纪念《呐喊》出版100周年”（2023年12月4日—2024年1月14日）特展。《呐喊》百年仍有回响。
鲁迅作品出版的百年纪念成为文化界的热点议题，说明鲁迅文学在当代生活中仍有一定影响。
《呐喊》的来由
《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深夜，只有2800多字，却可能是被鲁迅专家研究得最透彻的文本了。但是对于什么是“梦”“寂寞”“看客”“铁屋子”“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恐怕还有继续思考的必要。
关于《呐喊》的来由，作者在“自序”的开头就说来自那些不能全然忘却的“梦”与“回忆”。那么，这个“梦”是什么？下面就说到 “我的梦很美满”：要救治病人的疾苦，同时也要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发生在课堂上的“画片”事件打破了他的梦，使他意识到愚弱的国民“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因此想到提倡文艺运动。但是筹备《新生》杂志的挫败使他感到“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所产生的悲哀与寂寞。于是只能麻醉自己的灵魂，回到古代去，“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直到老朋友金心异来访，使他答应写出了《狂人日记》，文学鲁迅由此诞生。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自序”有虚构性，金心异的来访这一段恐非事实（转见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草〉》，秦弓等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但是作为鲁迅此时的回忆本身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却是无可怀疑的。
于是来到人们很熟悉的，恐怕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那段对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一间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在当年鲁迅的心目中究竟是指什么？这需要重返鲁迅的历史语境；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读者的心目中，这间没有窗户的铁屋子象征着什么，那些“熟睡”“昏睡”的人们与“较为清醒的几个人”指的又是什么人。这都是鲁迅接受史在今天必须研究的议题。回到当年鲁迅的语境之中，“铁屋子”只能是指黑暗的专制社会；那些“许多熟睡的人们”、将要“从昏睡入死灭”的人们无疑是指那些愚昧、盲从、麻木、充满奴性的人，也就是鲁迅在前面所讲的那些麻木的“看客”；“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则是认识到“铁屋子”的专制统治本质但是极为孤独和无助的人。那么，在这间“铁屋子”里“大嚷起来”，有用吗？能改变这一切吗？这无疑是鲁迅对于作为精神启蒙的写作的真诚质疑，也可以看作“呐喊”的自我质疑。从鲁迅的内心来说，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是终其一生的精神底色。
不能抹杀面向未来的希望
紧接着，“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这是到了最关键的转折处。“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百年前的一个黑夜，在一棵槐树下的老房子里有人说出的这句话恐怕是在《呐喊》的百年回响中最令人揪心的。接下来就是鲁迅坦承自己内心中关于“希望”之有无的激烈交战，无论自己内心是如何悲观，无论如何不能抹杀面向未来的希望。因此，“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这是在“自序”中关于“呐喊”的最重要的表述——不能忘怀内心的寂寞与悲哀，更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从根本上来说更是回应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那句话——如果连“呐喊几声”都不愿意或者害怕，那就真的没有任何希望，只能永远沉沦于专制的黑夜之中了。
从人生观来说，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人性充满怀疑，他在书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又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这样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他说“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因为本来就是为了反抗绝望，无论是偏激还是可憎或可笑，都是唯一的生路，也是唯一的希望。无论我们对鲁迅内心的绝望与希望能够作出多么细致、深刻的分析，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是，“希望”仍然是驱使鲁迅“不免呐喊几声”的唯一合理和至为重要的理由。
其实在《呐喊》出版这一年，鲁迅是相当沉默的。在写完《呐喊·自序》一个多月之后，他在《唐俟君来信——关于〈小说世界〉》的开头说“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该文的结尾则是“话说得太多了，再谈罢”（载《晨报副刊》，1923年1月15日）。这就是1923年鲁迅创作的开篇，可见这时他的心情与年前编文结集并“称之为《呐喊》”之时或有不同。初版本《呐喊》于这一年的6月被列为北京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付印，同年8月22日，“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这是鲁迅第一次见到《呐喊》的记载，不知道当时鲁迅的心情是如何的。到1936年鲁迅逝世，这本书的正式版本共印了23版。
鲁迅是不是已经过时?
多年前王富仁教授出版了《中国需要鲁迅》（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韩国汉学家朴宰雨教授由该书想到一个问题：在中国的主流眼光里，鲁迅是不是已经过时？进而谈到在某种潮流之下，社会主流是否已经较少提鲁迅所具有的作为“批判现实”“醒悟民众”的价值。朴宰雨谈到在韩国的鲁迅研究也发生变化：韩国社会对鲁迅的敏感度和那种以引进鲁迅来应对时代命题的热情大大降低了，社会对鲁迅的关注变得“平淡”，但是学术界的研究还是在“扩大深入”（朴宰雨、胡辉杰《鲁迅——从东亚走向世界》，《南方文学评论》第四辑，2023年）。我们的问题是：鲁迅的《呐喊》在百年之后是否还能激荡起应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