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可能地去爱，也就是说，不完美地去爱
我们尽可能地去爱，也就是说，不完美地去爱
爱充满悖论。它在进程中自我毁灭，它的顶峰就是它坠落的地方。它燃烧我们的心脏，温柔、炽烈也残忍。本文选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的《爱的悖论》，书写了现代爱人的种种处境。在诸多悖论的围困之中，我们仍寄希望于这一束肯定的火焰。
初相识时情人这样写：“我配不上你！”日久互相感到失望的伴侣则说：“你配不上我。”
就像常说的那样：爱的宣示如同战争宣言，从此开始了争斗。
强烈的激情可以转变成深深的敌意。理想中贬低在生发，喜爱中诽谤在酝酿。我爱你，我要你，我恨你，我讨厌你。
笼罩在那些老伴侣周围的，常常是恼怒成羞的气氛，因为他们实在受够了所谓的“举案齐眉”和“相濡以沫”。伴侣的生活于是变成了一场战争，惩罚对方和自己在一起。当年小情人的窃窃私语，孵育出愤怒的咆哮，伟大的爱情沦落为琐碎无休的气恼。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依然相信伟大的爱情。然而，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人，脆弱的、不完美的人，而不是一个令人沉迷的抽象的概念。爱爱情胜过爱一个人，那么你钟爱的只是理想。
爱从前被排除在婚姻之外，情感将其从内心清空，之后爱又产生过度的野心：贪婪注定失败。当爱没有了能够让它愈挫愈勇的阻碍，它就不能不想办法重生。爱的终结者是顺境，而不是逆境。人们说激情是不可抗拒的。它或许能战胜一切，但它战胜不了自己。经典的悲剧情节是不可能的爱恋与残酷秩序的对立。现代的悲剧情节是爱死于自己的剑下，爱死于爱的胜利。
爱在爱的行进中自我毁灭，它的顶峰就是它坠落的地方。浪漫从未如此短暂，瞬间跳跃至夫妻关系，因为现代社会中男欢女爱已没有阻碍。这种悲惨更具隐蔽性，它源于饱足，而非饥渴。
“我爱你”，像一句祷告，一份协约，一段掌控，一种债务。这句燃烧双唇的表达，首先是在承认自己的迷失。我一边庆祝另一个人带给我的痴迷，一边抗议着这种情绪引发的无序。一个陌生人，仅仅是他的出现，就将我的生活劈成两半。我想要回归自我，同时又不失去他。爱的遭遇，就是平静生活中突起的高杆；它痛苦又快乐，猛烈又归真，灼伤又芬芳。如何驯服那个令我沉迷的人，那个高高在上击中我心的人？通过一句表白，既是恳求，也是询问。
在“我爱你”的沉醉中隐藏着强迫对方作出回答的目的。在我表白自己的无助的同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你呢，你爱我吗？如果奇迹出现，对方也爱我，那么我便重拾安宁，进入相爱的快乐世界。
“我爱你”是一个同步器：它将爱人双方的时间调齐，让他们进入同一个时区。它让你和我成为同时代人。它是踏入对方领地必须出示的护照，是进入对方宇宙的准可证。
然而秘密拒绝失去童真：一切都说了，但什么也没有做。一旦这个致命的句子被说出口，情人双方就要据此重新校准生活的步伐，并忠于誓言。说出口的话很难再收回，从此要同船而渡。“我爱你”不能容忍副词：不是“有点”也不是“非常”，它是绝对的，它决定，它支配。
我要求另一个人选择放弃自由，我自己也做出同样的承诺。但我是一个狡猾的俘虏，我希望能够随时重获自由。如果爱的快乐就是失去自我，那么自我的快乐就是永不自失。这是现代小说用滥了的悲喜双刃句。世间的男女，害怕自失，害怕被欺骗，又想要感受爱的颤抖。
于是现代爱人之间产生了这种可怕的关系：互相寻找，彼此逃避，一场交织着激情承诺和迅速抽身的芭蕾。
法国社会学家辛格里（François de Singly）给现代婚姻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一起自由”：支持稳定的婚姻，但不能以妨碍个人价值实现为代价。早在20世纪初，罗伯特·穆齐尔就指出搭档一词取代夫妇的重要性：合约关系可以通过双方的协议来取缔。其实这是经济模式的延伸：每个人从此都将自己当作一个小公司去经营，心的业务占据最显眼的位置。
人们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感到了种种新约束的重量。尤其是女人，她们从此要在事业、爱情和家庭三方面都获得成功。
人们开始将亲密的情感关系嫁接在劳动力关系上：投资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这种自由的经营模式给现代社会戴上了虚伪的面具。退却和付出参半，一种很难掌控的剂量。梦想一种永不越界的关系：我喜欢你，我要你；我厌倦你了，我抛弃你。人们把彼此当作产品来试用。
相爱的人都说两种语言：依恋的语言和自由的语言。这两种语言叠加在一起，让爱的关系变得既扣人心弦又单调无味。
在巴黎，有三分之二的婚姻以离婚收场；在外省，离婚的比例达到二分之一。重组的家庭越来越多。爱情关系是一种机会，但也让我们窒息。既要冒险，又要自我保护：这就是现代人的要求。这种追求快活的文化，成为瘾君子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性不足是病，性过度也是病。从香烟到电脑，都为人们反对病态依赖提供了口实。
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它在宣扬快乐的同时保持怀疑，它认为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毒物癖的模式。与追求共同解放的60年代不同，此时人们更急于将自己从他人的阴影下解脱出来。
从阿拉伯-安达卢西亚神秘主义的诗歌到波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文学，爱（不同理解并存）属于所有文明。西方文明——从柏拉图的《会饮》，到福音书，再到现代文学——总喜欢给心的悸动指定一个政治化或精神性的结局。
爱的意义缺失，让大多数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感到绝望：必须赋予爱一种意义。
对于柏拉图来说，爱是理念的冥想；对于基督徒来说，爱是天国的到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爱是革命的成功。创作了《爱弥儿》的卢梭，一个人，单凭文字的力量，不但重塑了教育学，而且有板有眼地定义了主人公理想的婚姻生活、最理想的妻子，腼腆与放纵的尺度、服从与平等的拿捏。这就是欧洲意志主义的特点：它不是从实际观察出发来描述爱的发展进化，而是制定出一个关于爱的理论，在施行的过程中又难过地发现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我们谈论了过多爱应该是什么，却忽视了现实中的爱是什么。
在语言和行动之间，在理想的快感和心碎的现实之间，横着一道深渊。遍地的陈词滥调告诉我爱是可以实现的，而各种关于婚姻幸福的书籍又让我觉得现在和从前一样艰难。我们给自己制定了一套不可能达到的规范。
卢梭另辟蹊径：《爱弥儿》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学巨著，是一套教育的艺术,而它的作者却当先背离了自己制定的规矩，遗弃了自己的五个孩子，虽然这种行为在那个婴儿死亡率很高的年代颇为常见。照我说的做，别管我是怎么做的。
从启蒙时代开始，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就一直走不到一起。
我们的时代自欺怀有远见卓识，我们的修辞填补的是心灵的空白。传统的伪善见证了社会伦理与个人尊严之间的鸿沟；现代的伪善表现为现实与理想的脱节。这种形式主义，这些滑稽的模棱两可，成了我们风俗中的家常便饭（比如伍迪·艾伦电影中的人物）：我们追着自我的美好形象跑，渴望走出迷途，怀揣着普罗米修斯般的野心，期望达到理想的高度。
但是心从不听话，无视导师们的训令。释放、解脱，我们熟悉这些言词。但生活也向往追求荣光，仰慕的感觉胜于批评。于是我们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矛盾中：一边想要对爱进行改革；一边又全力拥抱着爱的每一个侧影。
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是否真的选择另一半？当我们以为自己清醒地判断时，其实是受到某种程序的支配？两种说法都将怀疑的阴影投向偏好的无动机性：社会学在其中看到阶级性，精神分析学强调与父母之间未解决的心结。
然而无论我们怎样剖析，即便是在一个局限的框架内，最终还是要通过选择来决定取舍，这个过程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即便考虑到私人和社会的种种制约，人们还是有相对自主的选择权。
人们有时甚至会做出令自己也感到惊奇的选择：爱上与自己的生活圈很遥远、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比这个拜占庭式的空洞问题更有意义的，是宿命论：自由最后发明出一种决定论。情人不可能互相错过，因为他们命中注定要相遇。他们把这种在某日某时邂逅的巧合，理解为命运的安排：无法想象这场相遇也许不会发生。这种怀疑太残忍：如果不是你，也可能是别人！在见过的十几个人当中，情人的脸孔应当脱颖而出，像刀片一样锋利鲜明。就是他（她）：神魂颠倒。
有人会在别人的欲望里晕头转向，他们缴械的原因不一定是真心愿意，而是对于来自爱慕者的致敬的一种回应。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产生与从前大不同的偏好，对粗俗的标准美没什么感觉，大胆拥抱多样的人群：气质胜过美丽，性感胜过温柔，迷人的与众不同胜过无味的高贵。爱，崇拜美丽的小瑕疵，喜欢令人感动的缺陷，胜过完美无瑕的身体。不应当禁锢这种偏好，应当丰富它，使它更加多样化。它在局限人们的同时，也让人们扎根于真实。
爱，是幻景的破灭，但同时也具有可塑的品质。
我们可能会爱上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扩大“爱人”的搜索范围。比如下面这个奇怪的相互扑空的例子：当欧洲人、澳大利亚人和北美人冒着被太阳晒伤的危险，想要变黑的时候，非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菲律宾人则一味想着怎么变白，即便冒着损害皮肤色素沉淀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是殖民文化偏好的主导，还是美国标准的盛行？
不见得。更主要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梦想成为别人，皮肤白皙的想要变得黝黑，皮肤黝黑的想要变得白皙。
美女与丑男，丑女与帅哥，少年与妇人，少女与老头，穷人与富人结合，所有与主流观点相左的，与时代方向相反的选择，都值得庆祝。
现代的分手，不可避免地引发共同生活的破裂。
这是一个让感情双方都难以拿捏的时刻：既要剜除脓疮，又不想溅出污点；既要“瘦身”，又不想悲情上演。另一半必须接受失宠的事实，不能呻吟，不能哭泣。为了摆脱累赘，人们什么都干得出来。退缩，昧心，耍花招，就为了让残酷的事实显得不那么突兀！宣布这个消息时的语气再温柔，也掩饰不了那种想要立刻甩掉对方的迫切心情！如果对方不服，那他（她）就成了自己不幸的罪魁祸首。别说没提醒过你！于是，在流放之外，还要为失势买罪。事实真相劈头盖脸地袭来，就好像读到侦探小说的最后一页，才知道有罪的原来是自己！肆无忌惮到了极致，像个证券交易人那样一条短信就把对方除名了！
在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康斯坦和普鲁斯特）也描述了这样的情况：分手没有将爱终结，而是让爱的火焰重新燃起。“这就是人心的悲惨和奇怪之处：明明是离开自己不喜欢的人，却还是有揪心之痛。”（《阿道夫》）另一半只有离开，才能让我们真正爱上对方：耳鬓厮磨的日子将我们麻醉，分手又将彼此唤醒；只因为不再在身边，对方变得那么美好。
修改版：对于这种致命的宣告无动于衷，不予一字置评。情人本来期待看到的是哀求和恳求，你却扬长而去，眉头都不皱一下。让对方深深怀疑：我和他分手，他却嘲笑我，大概她内心深处早就想和我一刀两断了。优雅式分手：即便你早已一步一步策划决裂，也要让对方先提出分手。把对方逼到不得不要求分手的境地，避免麻烦。被拋弃一般总要比拋弃别人要好，这可以避免承担费任。相反，很多男人和女人因为惧怕自己被年轻的情敌战胜，而不得不主动提出分手。为了避免将来悲剧发生，他们现在就让暴风雨来临，虽然内心承受着无比的苦痛。
爱的路上有两个时刻：一个是自动放弃自由的时刻：在恐惧和痉挛中抓紧对方；另一个是幻想破灭的时刻：在失望中酒醒。我要重新找回自由，这意味着：我要清醒，不要束缚，我要走出沉迷。幻想破灭常常是一种悲伤的战利品。
我们看到大多数人，刚刚走出一段感情，就幻想着再次被甜蜜的枷锁捆绑。翻开新的一页，和另一个人重新开始，重复相同的错误，重复得更好。
摆脱一个人，是摆脱与他有关的整个世界。当这个人离开你的时候，他的小宇宙仍旧像幽灵一样围绕在你身边。
毋庸置疑，离开比开始更难：即便你已经不再爱对方了，你还是为分手犹豫，因为这个人毕竟给你舒适和安全。那些抛弃我们的人有时算是帮了我们的忙，逼着我们行动起来：最可怕的是那些感情衰竭的夫妇，互相抓着不放，好像两条绦虫互相耗着，精疲力竭，谁也不敢逃脱。在美国和欧洲，离婚促进员会举办一些“拆件”活动，将结婚戒指放在棺材里埋起来，将结婚礼服扔进火里。
传统离婚的剧式，那些相互指责的控告信，就是厌恶的制造者。人们想要将离婚轻松化，从失败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打开新的篇章。丈夫跟比自己小十岁的女子跑了，人们这样对伤心的妻子说：现在你自由了，快乐起来吧！但是没有分手是简单的，翻开新的一页不是如此轻松：分开日久，旧人依然萦绕于心，好似执袖未去。十五年、二十年后，爱的火焰复燃，只为年轻时那场没有被珍惜的相遇。
有些情侣虽然已不再相见，却依然心系对方。分手是他们为爱选择的道路，共同生活所破坏的，分离能够修复和保存。
生命走到暮年，我们开始怀疑有时候是不是做错了。我们未能有合适的话去抚慰需要它的朋友和需要我们照顾的孩子，我们曾抛弃了一些身处苦难中的人，伤害了我们珍爱的人。我们时而软弱、吝啬，时而又崇高、慷慨，这就是心灵的丰富之处，即使在再卑微不过的地方，心灵也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好，让我们超越自我。
对于那些正在担心受骗或者受嘲笑的人，我们需要重申：不要为你们的自相矛盾感到羞耻，也不要为表现真我而害臊，不论是天真、多愁善感、忠诚还是水性杨花。别被吓住了！通往喜悦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
我们尽可能地去爱，也就是说，不完美地去爱。
本文原文来自《爱的悖论》，[法]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著，董子云 朱珣 译，姜丹丹 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06
图片来自Mila Bashkirtseva、AHSAN RIAZ、Maria Raymers、crystalleelucas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