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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费创造收入:61.4%就业由消费创造,如何提振消费?

创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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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创作中心

用消费创造收入:61.4%就业由消费创造,如何提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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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xueqiu.com/3675440587/315165621

消费对就业和收入有着重要影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消费创造了总就业的61.4%,其中居民部门消费贡献了36.1%,政府部门消费贡献了25.2%。疫情以来,消费增速明显回落,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增速仅为3.43%,约为疫情前水平的43%。为了充分发挥消费的收入创造作用,改善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建议从提高劳动报酬、推动资产价格回稳、强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

消费对收入的理论影响

凯恩斯的“节俭悖论”认为,此之支出即为彼之收入,消费不足或引发失业增加和收入减少。学界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消费冲击发现,消费减少往往引发失业和收入的连锁反应。

以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消费者普遍发生消费降级,更加偏好平价产品,导致高单价商家的市场份额下跌。根据估算,由此导致的就业下滑约占到2008年经济衰退中美国总失业人数的50%左右。

消费创造收入的实际情况

我国消费在创造就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三驾马车角度拆分,消费(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贡献了总就业的60%以上。具体来看,消费需求创造了总就业的61.4%,投资需求创造了23.5%,出口创造了15.2%。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消费支出的就业创造功能不容小觑。居民部门消费支出贡献了总就业的36.1%,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亦贡献了25.2%。尤其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以及其他服务(教育、公共管理等)领域,政府消费支出比例超过40%。

消费需求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影响更大。与居民部门消费直接相关的行业,其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通常相对较低。以2022年数据为例,零售业、居民服务和修理业、住宿业和餐饮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76310元、65478元、61090元和49541元,明显低于同期全行业均值114029元。

消费放缓的原因

疫情以来居民与社会集团消费均有放缓,其中社会集团消费的拖累更大。以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作为疫情前中枢,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增速录得3.43%,约相当于疫情前水平的43%。拆分来看,居民消费2023年两年复合增速4.35%,约相当于疫情前水平的75%;社会集团消费同期复合增速1.89%,约相当于疫情前水平的20%。

居民方面,从收入来看,财产净收入与转移净收入是近年居民收入的主要拖累项。疫情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中枢回落,2021年和2023年两年复合增速均较此前水平下台阶,2024年同比增速仍未出现企稳迹象。细项来看,2023-2024年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增速,大致接近2021年水平。主要拖累项是财产净收入,2021年下半年以来财产净收入呈现回落态势,2024年下降斜率进一步陡峭化,截至第三季度末同比增速已转负,反映出房地产与股市的拖累。另外,转移净收入在2022年疫情二次影响以来增速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可能反映出财政紧平衡掣肘民生领域支出。

从消费倾向来看,尽管从不同收入水平的组间对比看,高收入相比低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但在总量层面上,收入增长能够提升消费意愿。使用历年统计年鉴测算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划(剔除异常值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数据显示,消费倾向降幅(2022年较2019年)与同期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存在一定关联,收入增速较高的地区,其消费倾向回落幅度也较小。同时,消费意愿也深受收入预期影响,2016年以来的消费者信心数据显示,消费意愿与收入预期相关系数高达0.98。

疫后消费倾向的下降主要集中在收入“一高一低”两个群体。安徽省曾披露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安徽统计年鉴》对收入水平按低收入、中间偏下收入、中间收入、中间偏上和高收入进行五等分,整体来看,低收入组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更高。计算各收入组疫情前后消费倾向变化,2021年相较2018-2019年均值,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下降较为明显,其中低收入组回落幅度最大。因此,强化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

社会集团方面,消费增速放缓更加明显,在社零中占比回落。2013年至疫情前,社会集团消费在社零中比重整体增加,2019年约占社零的54.9%;疫情暴发后,社会集团消费放缓更为显著,占比明显回落,截至2023年录得50.6%。相比居民消费,疫情后社会集团消费对社零的拖累作用更显著。从历史上看,社会集团消费深受财政支出影响,近年来税收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速转负,叠加地方政府偿债压力上升,财政紧平衡之下,机关团体等单位消费支出增速回落。

用消费创造收入的政策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消费对于创造就业与收入,尤其是创造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更需要着力扩大内需,用国内消费创造居民收入。

在居民方面,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根据Our World in Data,截至2020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Labor Share of GDP)为50.7%,低于同期世界均值53.8%,也低于同期日本、韩国的56.8%和59.7%。

二是,推动资产价格止跌回稳,稳定财产净收入。2021年下半年以来财产净收入呈现回落态势,2024年下降斜率进一步陡峭化,截至第三季度末同比增速已转负,是近年居民收入的主要拖累项。推动资产价格止跌回稳,有助于稳定居民财产净收入,通过财富效应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建议设立“国家住房银行”(类似铁路总公司),在房地产价格下跌的过程中,逆周期收购住宅与土地,防止预期自我强化,促进楼市止跌回稳。

三是,强化社会保障,提升转移净收入。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就业预期降至71.3,为2016年有数据以来新低。受财政紧平衡影响,截至2024年10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累计同比录得5.1%,显著低于2023年的8.9%和2022年的8.1%。建议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群体的保障支出力度,增设失业人员配偶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提升失业保障水平等,织密社会保障网络。

在政府方面,政府消费支出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亦不可忽视。我国在社会保障、卫生、一般公共服务和教育领域支出占GDP比重,分别较欧盟低11.6个、4.4个、3.1和1.4个百分点。当居民部门消费走弱时,政府扩大消费支出规模,可以创造就业、提高收入、改善预期,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形成正向循环。建议发放支持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补贴,一方面,通过发放补贴可以提振对于服务消费的需求,顺应消费结构“无形化”趋势,提升消费补贴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往往较低,发放补贴可以更好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就业,改善其收入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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