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中最大一次抗战——武汉会战
1938年抗日中最大一次抗战——武汉会战
1938年10月27日，武汉的失守标志着此前抗日战争规模最大一场会战的结束。在这一场会战中，国军伤亡40余万，毙敌25.7万。然而，当后世评价起武汉会战时，仍然会将这一场看似国军丢关失城，损兵折将的战役，称之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个年头，战场上就有两股力量逐渐感到战争形势的愈发艰难：一个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拿下华北、华东地区，看似势如破竹的日军，而另一个则是节节败退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
（1938年，蒋介石武汉会战前点兵）
为什么在抗日战场上已取得数场战役胜利的日军，反而在战争进行的头一年就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呢？这是因为日军在侵华之初，高估了自己的胃口：在淞沪会战前，日军大将杉山元向天皇裕仁禀报：“三个月内，可解决中国问题。”然而，仅淞沪会战一役，日军就打了将近3个月，折损约10万人。而在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华东地区之后，日军更是深感占领区兵力的不足。于是，在1938年4月，日本近卫文磨内阁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准许政府无限补贴战争军费开支，社会资源实行配给制，以期解决日益严峻的战争资源问题。
（抗日全面爆发第二年，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而另一头支撑不住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也早已暗地做出了和日军媾和的打算。并令当时的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来充当中日停战的谈判调停人，史称“陶德曼调停”。然而，经过三次调停，日军给出的条件令蒋介石无法接受，于是调停只好不了了之。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又搬往重庆，并令华东地区的产业大举西迁，以做长久抗日的打算。
在得知国民政府动向后，日军便计划在攻克南京之后再次开展一起大规模攻势，寻求一举歼灭国军主力的机会，尽早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而日军将寻求战略决战的地点，定在了武汉：当时虽然国民政府已搬往重庆，但国军高层大部分均仍在武汉停留。同时，武汉也是当时中国继上海之后的第二大城市：既然有汉阳兵工厂等重要的军工产业在此布置，同时也是汉水环绕，九省通衢之地。在武汉会战的战前会议中，天皇裕仁亲临会场，督促日军务必拿下武汉，使日军早日摆脱“帝国百万雄师，受制于中国”的困境。
而在国民政府大举西迁之际，也做好了应对日军进犯武汉的准备。此次会战前夕的国军，吸取华北、华东沦陷的教训，制定了“战于武汉，而不守于武汉”的方针。也就是说，将以武汉外线作战为主，保持部队的高度机动性，以依托大别山、鄱阳湖、长江两岸等有利地形，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作战首要目的。必要时则撤出武汉，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期国际战场的开辟，从而彻底战胜日军。会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在动员会议上呼吁“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当这份动员令的呼声传遍华夏大地时，没有人知道，这一场会战将对未来的抗日战争，有着怎样深远持久的意义。
1938年2月18日，会战的战火先在武汉的天空上蔓延开来。日军共出动12架重型轰炸机，26架三菱96-1战斗机前往武汉执行轰炸任务，国军空军第四大队立即迎敌。这场空战仅持续12分钟，国军空军就接连击毁日军12架战机，轰炸不成的日军只能悻悻而去——这场空战被称为“二一八空战”，也成为了武汉会战的“开门红”。4月29日，日军陆军航空队为庆祝天皇裕仁生日，再次对武汉发动空袭，却再次被国军空军击退：这一战是抗日战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空战，以日军损失飞机21架，国军损失飞机12架的结果而告终。
为何此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国军，在武汉空战期间能有如此瞩目的成绩？除国军为保卫武汉做出的充分准备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国军空军部队，历经了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培训。日军在得知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武汉驻留时，对国军的空军部队更为忌惮，也进一步坚定了攻占武汉的战略决心。
1938年6月11日，日军针对武汉的陆上进攻正式开展：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重镇安庆，而负责守卫安庆的川军27集团军杨森部作战不利，仅一夜时间便丢掉了安庆。蒋介石得知后，通电斥责杨森“轻弃名城，腾笑友邦”，而杨森则回电蒋声称：“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抵挡不住日军第六师团攻击，使其部侧背暴露，故不得不撤出安庆。”杨森撤军安庆一事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川军军阀杨森）
波田支队攻占安庆后，便沿江西进，抵达长江要塞马当。马当是长江中游最狭窄处，江宽不及500米，水流湍急，是日军自江西进军湖北的必经之地。而此地要塞则由德国军事顾问协助国民政府修筑，共有3道水雷防线，前后共布雷1500枚，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然而马当守将李韫珩却疏于防范，在日军开展进攻前两周仍在举办“抗日军政大学”，并以此为名在结业典礼上整日与乡绅饮酒作乐，致使马当要塞遭日军突袭之时准备不周，马当告急。蒋介石听闻马当告急后，立即命令负责第五战区的白崇禧想出应对策略，白崇禧命令薛蔚英的第167师前去增援。增援途中，白崇禧令薛蔚英率部走公路大路火速驰援，而处于马当要塞的李韫珩则令薛蔚英走小路。最终，薛蔚英率部沿小路而行，致使马当要塞无法得到及时支援，仅一周便遭日军攻占，而在蒋介石的预估中：马当要塞应该能守一个月的时间。马当要塞失守后，蒋介石将薛蔚英枪决，李韫珩革职查办以整肃军纪，并命令第6、第56、第75及第98军连同第30集团军加强江西长江一线防御，全力迟滞日军波田支队攻势，直至湖北各省战事结束，波田支队才抵达武昌城下。
与此同时，日军第106师团自九江沿南浔铁路进犯，国军守军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十九军团李汉魂，第四军欧震，第八军李玉堂等各路兵马依托庐山有利地形，对日军开展阻击，使日军第106师久不能克。为打破僵局，冈村宁次命令日军第106师团沿庐山、万家岭一线穿插国军防线，却被吴奇伟所在部队的侦查部队发现，国军立即调遣重兵将试图穿插防线的日军包围，最终以5个军的兵力将日军第101、106两个师团包围于万家岭一带山地。试图突围的日军开展连续3昼夜的反扑，但均被国军部队击退，日军前后投入的青木、池田、木岛、津田四个联队均被国军全歼，九江以南失地悉数被收复，史称为“万家岭大捷”。2000年，日本修撰战史时承认“万家岭一役后，神社供奉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致使日军不得已以空投方式，补充兵源”。
而在长江北岸与大别山一带，国军和日军之间的战斗也尤为激烈。其中，日军第六师团自合肥南下，一路突破国军第31、第68、第84三军组成的防线，攻占太湖、宿松、黄梅等地，湖北重镇广济门户洞开。第五战区白崇禧得知黄梅有失后，立即组织部队开展反击，先后收复太湖、潜山等地，切断日军第六师团陆上补给线，日军士气低落。然而，正当白崇禧准备指挥部队一举歼灭日军第六师团时，日军第六师团却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对国军部队释放毒气，致使国军的反攻计划最终失败，最终广济失守，武汉门户洞开。在大别山一线，日军第3、第10两个师团与国军张自忠部相遇，两军于潢川一带开展激战。张自忠在此地镇守足足10日，比预期多出3日，并最终率领部队平安撤退。然而，在日军攻克潢川之后，负责在潢川后面应对日军两个师团的胡宗南部，却屡屡落败于日军。当时胡宗南部配备有由邱清泉指挥，国军中唯一的坦克部队，外加当时由彭孟缉指挥的，国军中最大编制的炮兵旅，以三个军七个师的优势兵力，依然不敌日军两个师团。最终，信阳失守，武汉形势告急。
正当国军大部队与日军于武汉外围开展周旋之际，日军突然派遣2500人的小股部队于广州开展登陆。当时日军准备两栖登陆，入侵广州的计划蒋介石早有耳闻，不过当时蒋介石断定认为日军入侵广州的计划是日军故意释放的“谣言”，意在分散国军武汉会战兵力，因此对广州防务并没有过多准备。最终使日军以千人兵马，便击溃了国军在广州的万人部队，广州、佛山增城等地失守，粤汉铁路自此被日军切断。此时，镇守粤汉铁路上的重镇武汉也就失去了此前的战略意义。为保存国军实力，蒋介石令国军于1938年10月25日放弃武汉，10月27日，日军占领汉阳，自此武汉会战宣告结束。
（日军占领武汉）
尽管武汉会战以武汉的失守而告终，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史学界，在总结抗日战争时，依然会把武汉会战视作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武汉会战对后续7年抗战的影响，是尤为深远持久的：因为经此一役，日军并未达成消灭国军主力部队的计划，国军主力在武汉会战结束后仍有100万的正规军部队和200万的地方军部队，这为后续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人力基础。而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坚决抵抗，也为当时中国的产业西迁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武汉地区的大批重工业被迁往川渝等西部，为未来抗日战争的反攻，以及国家经济的恢复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在此战之中也暴露了国军腐败无能等诸多弊端，作战政令不一，高官贪腐的现象时隐时现，而在国军的战报数据统计中，更是将日军的伤亡数据夸张为25.7万，而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实际参战兵力仅有30万。目前，历史学界根据资料整理认为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实际伤亡应在5——15万之间。而经历过武汉会战后，当时的人民也愈发意识到国民党抗战路线的片面，以及谁才是日后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
从日军角度来看，武汉会战一役日军几乎倾尽举国之力，当时日军仅有一个师团在镇守本土，其余部队则全部被调至了中国战场。但是，日军耗费如此人力、物力，却依旧未能达成消灭国军主力的战略目的，反而使日军防区的兵力部署更为疏散，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间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使得日军更加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自此以后，日军便再未于中国战场上发动如武汉会战一般规模的攻势，直至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而武汉会战的结果，也令日本无限期延长此前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使日本本就贫瘠的资源被无限投入于中国战场上，加速了日本在战争期间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