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不同称呼：“罗刹”和“老枪”是什么？

清代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不同称呼：“罗刹”和“老枪”是什么？

清代中国人对俄罗斯的称呼经历了从“罗刹”到“俄罗斯”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不仅反映了中俄两国早期接触的历史背景，也体现了中国对俄罗斯认知的逐步深入。本文将探讨这些称呼的来源、演变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清代的中国人对俄罗斯有着不同的称呼，如“罗刹”、“老枪”和“老羌”。起初，这些称呼主要源自迁徙到黑龙江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随着对俄罗斯认识的深入，晚清的学者开始将这些称呼与俄罗斯联系起来。

这种转变可以从康熙年间开始注意到，清代的学者逐渐开始考察将“罗刹”等称谓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黑龙江地区的索伦土语中称俄罗斯为“罗叉”。

在学者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中，他记载了俄罗斯起源于右哈萨克部西部，最初称为“罗刹”，也称为“药刹”。

他认为，罗刹国就是指今天的俄罗斯。俞正燮还对罗刹的源流和名称做了详细考证，他认为罗刹即为红毛番，他们自立为天主教徒，与佛教不合，曾欺凌佛国。

虽然有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但大致可以认为这些称呼和解释反映了清代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认识的发展过程。这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中对外部文化和民族的理解和形容的变化。

今人对清人记载的研究

学者对于中国清代称呼俄罗斯的'罗刹'的研究表明，最早关注该问题的学者是韩儒林。

他的研究认为索伦土语将扰乱尼布楚一带的俄罗斯人称为'罗叉'。

他否定了其他解释，并引用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认为'罗刹'一词与Loca音对应，表示因音译而不是错误。

近年来，蔡鸿生对'罗刹'的研究进行了重新考释。他将不同的称呼分为两组：'老'字头和'罗'字头，如'老枪'、'老羌'和'罗刹'、'罗车'等。

他认为这两组译名的第一个音节都是稳定的，即第一组用'老'字，第二组用'罗'字，并且没有出现'老刹'或'罗枪'等交替使用的情况。他认为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此外，蔡鸿生还根据俄文资料和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的活动等提出了一些观点。

他提到俄语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与第一组译名（如'老枪'）的词源可能相关，而第二组译名（如'罗刹'）可能源自俄语'鲁西牙'（Russia）的音译。

这些观点使学术界意识到对'罗刹'名称的探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罗刹”即“лobцы”(猎人)考辨

根据学者的研究，清代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罗刹”或“罗叉”。

这是源自俄语中表示猎人的лobeц一词的复数形式ноBцы或表示“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的ноBЧиЙ。

因此，无论是带有“老”字头的诸如“老枪、老掐、老羌”还是带有“罗”字头的诸如“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都是对索伦土话“loca”这个词的不同汉字音译。

这些不同的称呼是由于“索伦土话”loca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出现了零词尾和带有-n词尾两种变形形式。

关于“俄罗斯”一词的由来

根据韩儒林和其他学者的观点，汉语中现行的“俄罗斯”一词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蒙古语的“Oros”。

蒙古语中无法发出字母“r”的发音，而是将“r”后面的元音与“r”前面的元音重叠读取，才能正确发音。

因此，在蒙古语中，译音为“俄罗斯”的“Oros”一词与俄罗斯的原音略有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在蒙古语中，字母“r”或者说“r-音”不会出现在词语的首位，而是以其他元音开头。蒙古语中存在着元音和谐规律，即前一个音节的元音与后一个音节的元音要相互匹配。

蒙古语有7个基本元音，分为阳性元音（a、o、u）和阴性元音（e、ö、ü），还有一个中性元音（i）。这种元音和谐规律也适用于所有的构词和语法附加成分。

因此，当蒙古人遇到以r-音开头的外来词时，会将r后面的元音与r前面的元音重叠读取。这与蒙古语中的元音和谐规律相符合。韩儒林强调了“蒙人遇r发声之外来字”，即外来词中的“r-音”，这点非常重要。他的解释是基于蒙古语元音和谐规律的语言现象。

综上所述，“俄罗斯”一词在汉语中的现行称呼来源于蒙古语的“Oros”。由于蒙古语的发音规律和元音和谐规律，导致“俄罗斯”与俄语中的“Rossiya”或“Russiya”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俄早期接触与“罗刹”与“俄罗斯”的来源

在清初文献中，存在两种对俄罗斯（俄国）的记载。第一种是使用'鄂（俄）罗斯'这个称呼，它主要用来描述从北部蒙古地区进入的俄国人。

另一种称呼是'罗刹'，用来形容窜入黑龙江流域，肆意烧杀抢劫的哥萨克匪徒。

这两种称呼主要与清初时期中俄两国的接触在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疆两个方向上发生有关。中俄两国的接触和相互了解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个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政治和军事等方面。

清朝早期，中俄两国在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频繁接触，不仅进行了贸易往来，还发生了边界争端和冲突。这些接触和冲突激发了对对方的更深入研究和了解的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俄两国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并且在文献中有了更多详细的记载。这些文献记录了两国外交官员和使节之间的交流、贸易活动、边界划定等内容，对于理解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在清初时期，彼此的认知可能相对有限，但这些交往为后来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的来说，清初文献对俄罗斯（俄国）的记载，不仅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中俄两国的接触情况，还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揭示了中俄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化过程。

在17世纪初至1654年期间，俄国一直在寻找通往中国的商道。他们派遣商队出发自托木斯克，希望能够通过蒙古地区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俄国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实际控制西伯利亚中部，并向东推进，分成南北两路。

到了40年代，关于丰富的达斡尔地区和阿穆尔河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被称为'新土地的发现者和猎户'。然而，当时的俄国当局并未将这些消息与满洲人和中国联系起来，对中国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

相比之下，清朝对俄国的了解更加有限。1676年3月，俄国使臣尼·加·斯帕法里（米列斯库）与清朝礼部侍郎马喇在嫩江进行了一次谈话，记录了这一点。

尼·加·斯帕法里（米列斯库）在他的记录中写道：马喇针对这一点回答说，俄国派哥萨克来涅尔琴斯克寨并不仅仅为了根特木尔其人，因为这样的人并不值得两位伟大君主进行接触。俄国派哥萨克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弄清楚在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其他各寨居住的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大君主的臣民。

俄国认为，那些经常从托博尔斯克经过草原来到这里的人才是大君主的臣民，他们被称为鄂罗斯人。俄国认为过去和现在住在上述寨子的当地人是另一个民族，而不是大君主的臣民，因此给他们取名为罗刹，即匪众。这次你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真的是大君主的臣民，以后我们也会相信他们。

在17世纪初，俄国势力已经扩张到叶尼塞河流域，他们在鄂毕河支流托木河上建立了托木斯克城堡，1619年又在叶尼塞河畔建成了叶尼塞斯克城堡。到了17世纪30年代，俄国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勒拿河流域，1632年，哥萨克百人长别克托夫在勒拿河中游建立了雅库茨克。

1636年，俄国人第一次与居住在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一带的鄂温克人（在清代文献中称为'索伦'）接触，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黑龙江流域的信息。索伦人对俄国人的称呼'loca'也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

综上所述，清朝和俄国在17世纪初的接触非常有限，彼此对对方的了解都很有限。俄国一直在寻找通往中国的商道，而清朝对俄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与当地部落的接触。双方相互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

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俄国人得到了一些关于黑龙江流域的模糊信息，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为了证实这些信息，俄国先后派出了多批侦察队伍前往东进，探查黑龙江流域的情况。尽管这些侦察队伍没有真正到达黑龙江流域，但他们带回的情报已经引起了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永久占据这片'新土地'，俄国西伯利亚当局逐步升级了侦察活动，并开始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

从俄国方面来看，他们在进入黑龙江流域地区时得知该地属于'沙姆沙汗'或'博格达汗'的管辖，但当时他们未能将'博格达汗'与传统上认知的中国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清朝当时对罗刹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太清楚。俄国哥萨克的侵入带来了烧杀劫掠的行为，给当地各族人民留下了'可恶的吃人恶魔'的形象，因此清朝采取剿灭的方针。这样，中俄之间在边境地区发生接触，但由于缺乏正式的官方接触，彼此对对方的了解陷入了误区。

另一方面，自1581年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至1639年莫斯科维金到达鄂霍茨克海边，俄国基本征服了东、西西伯利亚，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俄国人开始与西蒙古卫拉特部和喀尔喀蒙古发生接触，建立了贸易关系。正式外交使团也相继派往清朝，展开了谈判。这些交往使得清初对于俄国有了'罗刹'和'俄罗斯'两个称呼。

因此，清初时期中俄之间的接触和了解较为有限，彼此之间形成了误解和不清楚的认知。俄国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充分，而清朝对罗刹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存在疑惑。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中俄之间的冲突，如雅克萨战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