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性与利他性——传统观点的反思

利己性与利他性——传统观点的反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利他性”被长期奉为一种美德，而“利己性”则常常被视为自私、狭隘的表现。然而，任何事物若失衡，终将带来隐患。过度强调利他性、压抑利己性的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人性塑造和法律体系的构建都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后果。

一、利己性与利他性：人性的双面镜

从哲学上看，利己性与利他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人性中的两面。

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自然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非他人的利益。”他同时认为，个人利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社会整体的繁荣，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然而，斯密也承认，个人利益的追求若失去约束，会导致社会的不平衡。所以，利己性需要利他性来调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传统社会中过度宣扬利他性，压抑利己性，实际上违背了人性的基本规律。人性中既有追求自我实现的冲动，也有对他人和社会的关怀。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人性的不完整。一味要求个体为他人和集体牺牲，忽视个人的需求，就像试图让一棵树只开花不结果，最终会导致心理的压抑、情感的失衡以及社会的矛盾。

二、社会历史发展的教训

历史提供了许多案例来反思这一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皇帝需要强调群体利益来维持社会秩序。这种背景下，董仲舒之儒应运而生，成为统治阶级治理的工具。“忠君”“孝悌”“舍己为人”的道德观念被反复宣扬，而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却被忽视。个体的价值被剥夺，成为家族、宗族和国家的附属品。

然而，这种过度利他化的社会规范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在帝制集权社会，家族利益和伦理压倒一切，个人追求被压抑，导致了许多悲剧。女性被要求“三从四德”，牺牲自我；精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皇家，为前途效忠君王，大多将个人价值限制于仕途；平民百姓则被灌输“安分守己”“劳苦一生”的观念。

长久如此，社会发展失去了创新动力，个体创造力被束缚，阶级固化严重，社会陷入停滞。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中挣扎，极度强调利他性的文化模式进一步暴露出问题。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对这种传统伦理的反思。胡适、鲁迅等思想家提倡“个性解放”，呼吁人们正视个体的需求和价值，试图在利己性与利他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三、法律与伦理：平衡的制度保障

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出现实际上为利己性和利他性的冲突提供了一种解决机制。法律的本质是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同时为社会秩序提供保障。它既允许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又要求个人承担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利己性和利他性之间的一种契约。

然而，在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的中国，即使在法治逐步完善的当下，利他性的伦理观念仍然对社会有深远影响。在一些领域，法律明确规定了个体的权利，但人们却常常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要求他人放弃自我利益。最常见的莫过于便是康他人之慨，自己却只敢躲在屏幕后，站在道德至高点上谴责别人，这种道德高压，不仅扭曲了法律的公平性，也导致了社会中的不信任和不和谐。

四、利己与利他的动态平衡

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利己性与利他性之间的关系。利己性并不是原罪，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社会发展的基石，而个人的幸福感也来自于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此同时，利他性作为一种社会润滑剂，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共赢。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教育的转型”，“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文化的重塑”等或许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

利己性与利他性，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中国传统文化中过度宣扬利他性，压抑利己性，虽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其合理性，但在现代社会已显得格格不入。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个体的幸福与社会的繁荣相得益彰，才是更加健康、和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