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部台湾年度最佳？《老狐狸》不是年代史诗，是孩子内心挣扎的成长选择题
又一部台湾年度最佳？《老狐狸》不是年代史诗，是孩子内心挣扎的成长选择题
2023年的中国台湾电影佳作频出，其中《老狐狸》在豆瓣上收获了8.1的高分，不少影迷和业内人士都把它列为“2023年度最佳台片”。这部电影以1990年代初的台股泡沫破裂为背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面对价值观选择时的挣扎与成长。
《老狐狸》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一个关于成长如何选择的故事，总体表达圆融成熟。作为侯孝贤《海上花》的副导演，萧雅全从千禧年的黑色喜剧《命带追逐》开始，二十多年间，因“创作纪律不佳”，只导了四部长片，可见其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
在形式上，萧雅全蒙侯孝贤荫蔽，又受到王家卫和其他电影大师影响，剧本结构和声画都精雕细琢，展现出文人电影的品质。在《老狐狸》中，就不乏精美的年代还原、人物造型和剧作细节，也充满了对照、伏线等结构上的巧思。
但萧雅全的作品又似乎有一顶隐形的天花板：平稳精致的设计感，文绉绉的对白或旁白，有个人特色但又不尽独特的杂糅美学，都使得他的电影虽“赏心悦目”，往往也有深意，但上升不到真正大师之作的层面上。
就比如《老狐狸》中那种优雅但有点“端着”的僵化感，又比如后半段过于轻巧的关键情节转折，在给出主角孩子的选择合理化方面，缺少决定性的震撼力，使得影片的灵魂一下子温吞、不痛不痒起来，“韵味”多了，“力道”少了；“小清新”多了，“史诗”少了。
但无论如何，萧雅全和《老狐狸》展现了中生代台湾导演设计视听、构思文本、塑造人物的能力，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金马七提四中，是个合理的结果。
《老狐狸》的故事，以1990年代初的台股泡沫破裂为背景，在那个欣欣向荣的大牛市里，台湾加权指数从1986年的1000点一路上升，到1990年2月12日，达至12682点的历史高位。
那段时间，可谓从上层阶级到升斗小民，都跟风加入了这场资产增值的大浪潮。开户的人数从五六万人暴增到五百万，单日成交量一度超过纽交所和东京交易所之和，说是“全民皆股”，也不夸张。
然而由于随后到来的美元走强和海湾战争爆发等因素，台股的估值泡沫被戳破，在八个月内经历了海啸级的股灾，大盘跌到2485点，导致许多追高的投资者倾家荡产。直到2020年，加权指数才回到三十年前的高顶。
大多数台湾民众正是在这次股灾中，才第一次体会到：抱着阶级跃升的欲望入场，却被资本市场“吃人不吐骨”的无情周期吞噬，是怎样的一种滋味。此后，台股散户比例急速降低，大投机时代，一去不返了。
然而《老狐狸》，却并非讲述穷人如何通过行情实现剧烈阶级波动的“《大时代》电影”。在片中，底层不同行业幻灭的投机者们只是次要的背景性配角，主角则是安分守己，但因受到社会资产整体升值的次生影响，难以实现买房心愿的“老实人”：廖泰来（刘冠廷 饰）和廖界（白润音 饰）父子。
编剧兼导演萧雅全，想借那个股市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为背景，讲一个男孩“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选择故事。
影片中的父亲廖泰来，遵守“勤劳致富”的朴素价值观，是个隐忍内敛、有同理心、体贴别人难处的“烂好人”。但丧妻的他因缺乏家底和学历，只能在酒店担任领班，晚上回家兼职裁缝，被困在难以翻身的经济泥沼之中。
儿子廖界，则是处在价值观尚未定型、易被影响的阶段。在缺乏母爱、被欺侮、受困顿的少年疼痛之中，廖界结识了被称为“老狐狸”的房东谢老板（陈慕义 饰）后，受其教诲和引导，见识到有关社会的锐利真相。
廖界一开始接触“老狐狸”的目的，是求对方将房子低价卖给父亲。
或许是因为廖界的勇敢、冒失令人欣赏，“老狐狸”反过来对廖界进行了一系列“震撼教育”：要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掌握信息优势，与强者为伍，做赢家，做人上人。
在这里，《老狐狸》构建了一个典型的“穷爸爸，富爸爸”叙事原型：廖界因为血缘父亲的善良软弱，而陷入生活和情绪困境，这时有钱有势、嘴里满是深邃警句的“老狐狸”出现，占据了“精神父亲”的位置。
廖界被他的权力意志所感染，渐渐产生了对亲生父亲的“去神化”，乃至厌弃、鄙夷。这可以说是一种“偶像的堕落”。
这种以孩童视角看到的、堪称天翻地覆的认知倒转，强烈地拉拽着廖界的精神世界。在两个父亲传递的价值观的撕扯下，在时代撞击之中，一个在焦虑和迷茫中长大的主体成型，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台湾的历史寓言。
对于价值观尚未夯实的廖界来说，《老狐狸》安排了一种对他而言纠结痛苦，同时也令观众揪心的道德选择题：他是会继承父亲的良善但失败，还是“老狐狸”的冷血却有用呢？
这种选择题，可能出现在世界任意角落的任何一个孩子身上，但放在九十年代初的台湾社会，也显得尤为厚重写实。
片中父亲廖泰来的原型，是导演萧雅全的父母，连两份职业都是萧父萧母的“合体”。而包括主演刘冠廷在内的多位主创，在看到剧本后，也都认为“廖泰来好像我的父母”。廖泰来这个平凡父亲的角色，是那个年代无数台湾平民的典型肖像。
在那个“大变局”的时代，城市化大潮裹挟一切，经济高速发展，也造成了贫富大分化，有人平步青云，有些人的处境并未匹配上与宏观经济增速相匹配的飞跃，就像安分守己的廖泰来一样。
甚至，被时代快车所遗落、辜负的中下层民众也不在少数。比如影片后段，令一楼开面馆的外省老兵破产自杀的金融诈骗，原型就是台湾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鸿源案”。在繁荣和得意的“阳面”之背，也有混乱和失意的阴影。
相比之下，拥有一片街区房产、掌握多家租户生计命脉的“老狐狸”，廖泰来初恋杨小姐那个热爱家暴的丈夫，都是只管自己利益、不顾他人死活的典型。这些设定无不昭示，“老狐狸”对廖界的一系列说教，对“弱肉强食”的认识，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老狐狸》的一大突出之处，就是用细密、凝练的工笔技法，描绘了这个时代切片里的群情百态、喜怒哀乐：乐极生悲的外省炒股老兵，为子卖身的女工，依附于谢老板的“漂亮姐姐”……
每个人都在这残酷的社会栖身，姿态脆弱，有如浮萍。这是廖界长大的地方，属于平民阶层的世界。
不过，真正让《老狐狸》具备穿越历史的纵深的，是对“老狐狸”这个神秘关键角色的成功塑造。他和小男孩廖界的镜像关系，是整部电影的灵魂。
这个诱导、蛊惑廖界走向堕落的“恶魔”，其价值观也是创伤造就的结果。影片在一个半小时处才给出令人震撼的答案：通过展现幼年谢老板在日据时期求人“给我妈妈房子住”的闪回，观众才发现，廖界和谢老板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镜像关系，他喜欢廖界，愿意“提点”别人家的孩子，是因为看见了自己。
经历贫苦、压迫和战乱，决定摆脱这一切的“老狐狸”，走上“弃绝同情”的道路，不再在意弱者的感受。这是一种保护自我的手段和惯性，但也导致自己亲生儿子的离去。
他企图通过给廖界“传教”，获得为人父亲的满足感，但却只能传递出刻薄、有毒的经验，最终被廖界“我不是你”的“抗拒被同化”所打击，最终只能顾影自怜，落得“赤条条”的孤独下场。资深演员陈慕义演出了“老狐狸”的气场和狡黠，同时也完美诠释了他灵魂深处的脆弱。
廖界和谢老板，相同的选择题，不同的答案。这让人想起萧雅全对“传承”“镜像”“循环”等抽象时空主题的钟爱。前作《范保德》（2018）里的范保德及其父亲，也面对着一道同样的选择题。
范父在日据时期抛妻弃子赴日，临走前对妻子和躺着的儿子说：“总有人要顾家，我之前也顾过。”终生忘不了这句话的范保德，也曾想过抛妻弃子离家出走，并对自己的儿子说过完全一样的话。但最终，他还是斩断了历史的轮回，留下来成为了沉默、坚强的好父亲。
就跟《老狐狸》最后半小时，廖界的重归善良一样。萧雅全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辩是世界的根本问题之一，如今他觉得，世界上90%是被决定的，但人们还有10%的行动空间。
冷血可以成功，总是当老好人，大部分情况下就只能牺牲自己。弱肉强食固然是自然法则，但人们也有不遵循它行事的自由。影片给出了这道选择题下不同层次和角度的可思考性。对于结尾“回归良善”的导向，不同成长经历的观众看完，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结论。
《老狐狸》，就是这样一部给观众“出题”、能够激发思辨的电影。
相比不少评论把它类比为台湾版《繁花》，将其誉为台湾“镀金时代”平民史诗的视角，我们更愿意将它视为又一封关于“成长和选择”的“年少日记”。
在大时代和大人的双重裹挟下，孩子所经历的切实挣扎、迷茫和伤痛，或许比时代剧变的宏大议题更令人揪心。
《老狐狸》的结尾是正向和轻巧的，主角终归要回归主流善良，成长为优秀且正能量的大人。但现实中曾发生过的纠结和伤痕，远不可能如此轻易抹去。看起来很好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有用的“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