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时期，杭州流入大量的宋遗民，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元初时期，杭州流入大量的宋遗民，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元初时期，杭州流入大量的宋遗民，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自唐末五代以来，中国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动荡纷争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赵宋虽然与李唐并称，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从未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大规模的战乱依旧频仍，期间的战争宋朝胜少败多，不得不屈辱求和以获取片刻安宁。
宋太皇太后遣使奉国玺降元，宋亡，陆秀夫等人拥立的赵星、赵脣的流亡政权也在年的厓山海战中彻底覆灭。对于当时人们来说不仅仅是王朝更迭那么简单。这是汉人首次被少数民族打败。面对江山倾覆。天下易主，不少乃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效仿伯夷叔齐，甘做天水一朝的遗民，故清人邵廷采有云：“两汉而下，忠义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
西晋被胡人所灭尚有江南一隅可守，而元初的南宋遗民却没有立锥之地可以凭借，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传统的夷夏之辨使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同时宋朝特别的优待知识分子，“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亡国前后的巨大生存环境变迁使他们很是留恋前朝。宋代理学也很盛行，包括士大夫在内整个社会阶层的气节观念远胜前代。
南宋遗民大都是接受了理学熏陶的知识分子，忠君爱国的思想和华夷之辨的观念普遍较为强烈，他们对元朝的征服统治抱有抵制之意，对南宋以及华夏文明具有深切的思恋。南宋遗民不仅数量众多且往往具有地域性的分布特征，其他地区虽也有分布，但南宋遗民的大多数都集中于浙、籍、闽等地区，他们盘桓故国吟咏交游，彼此之间建立了情感上的依存。然而各人的际遇不同、各人的性情人格不同，导致他们在元初的生活轨迹各有特点，元初杭州宋遗民的构成主要可以分为两种而非三种，即隐逸型遗民和仕元型遗民。
隐逸型遗民
宋元鼎革之际，神州大地遭受了空前的劫难，许多知识分子倾家财以起兵抗元恢复大宋，甘为国家抛洒热血。然而面对蒙古人的快马弯刀，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不顾生死的，虽然隐逸型遗民和抗战型遗民对宋朝都有着强烈的眷恋、对元朝内心都有抵触之意，而兼具理想和现实的隐逸型遗民的抗元行为则往往是一种消极不合作的方式，各种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对现实有一定的退让，所以最终他们选择了一条相对温和的抗元道路。虽然不如抗战型遗民轰轰烈烈，但其精神之高洁还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仕元型遗民
虽然出仕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从他们的言行事迹来看，他们对故国始终都保持着孤忠之心，且在出仕之后常有懊悔之心，故这些人也可算作遗民。仕元型遗民和隐逸型遗民相比，他们的抗元之路就显得更加温和了，从人格上来说，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之间，仕元型遗民的人格和隐逸型遗民的相比也更加趋向于现实，但他们依然是遗民。
遗民的互动交往与社会活动
面对着“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揺雨打萍”的惨痛现实，愤怒抑郁、孤独彷徨的心绪无时无刻的萦绕在遗民的胸中，再联想到太平时日结社宴游的情景，遗民们自然而然的聚合到了一起，或吟诗或填词，在互动交往当中宣泄了心中的愤懑，互慰互助，彼此之间坚定了为故君故国守节的信念。如果说这是遗民之间交往的内在条件的话，那么，元朝相对宽松的文化控制则是遗民交往的良好外在条件。
在这两者的作用下，元初杭州宋遗民之间的互动交往非常频繁，他们甚至还跨地域和绍兴、浦江、江西等地的遗民都有互动；此外，遗民之间的交往也不仅仅局限于两两之间私下的交游唱和，受往日宴游结社的影响，元初的遗民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体活动，这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
这些群体性活动有参与者全是杭州遗民的，也有跨地区与其他地域遗民一起参加的，笔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之，时间不详且事迹过简无法考证的群体活动则在排在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群体活动虽然有杭州遗民参加。
南宋灭亡后西湖吟社的进入了后期，虽然其守律谨严、意境雅致的特点依然保持，但其实质已经变成了遗民志士表达亡国之恨和互相慰藉的文学组织，其创作境界也走出了七宝楼台而深寓黍离麦秀之情。西湖吟社的后期组织者是周密和张炎、王折孙等人，其中周密最为重要，他是西湖吟社前期的重要参与者和后期的组织者，其人风流俊雅、博学多艺，且交游十分广泛，张炎、王沂孙则是西湖吟社的后起之秀。西湖吟社后期影响最大的活动则是以龙涎香、白莲等为题的五次群体性吟咏。因为杭州遗民和绍兴遗民交往的日渐频繁，故这五次吟咏的参与者是跨地域的，方勇先生从药、白莲、蝶、蟹等吟咏主题出发考证出这五次吟咏的时间经历了一年以上。
直至丙戌年即至元二十三年（南宋投降己有十年，这年春三月五日，周密效仿东晋王羲之兰亭曲水流之会，大邀在杭遗民宴集于杨氏池堂，分韵赋诗交游唱和。此次与会的杭州遗民人数众多，诸如周密、仇远、张模、戴表元、王沂孙等重要遗民也都在，这恐怕是杭州遗民聚集在一起人数最全一次。在座诸人抚今追远，念宋时吟风弄月的闲情雅致、叹今日山河沧陷身世浮沉。
在元初众多材料零星破碎的遗民会社当中，除了西湖吟社外，事迹保存的最清晰、同时也是参与人数最多、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恐怕就属月泉吟社了。至元二十五年（冬十月，瀛国公（即宋恭帝）赵是被元廷强行派往吐蕃为僧号木波讲师，全太后也被迫为尼出家，其时谢太后己殁，对于汪元量来说北方已无太多的眷恋，他在是年冬天遂乞为黄冠道士南归，忽必烈批准了他的请求。和汪元量一同被虏掠至大都的原宋宫人纷纷为他摆酒饯行、赋诗词以送别，是为杭州遗民的群体性交往活动。
此次活动有两点鲜明的特色，一是参与者全是杭州遗民但活动却是在外地举行，二是参与者当中有许多女性遗民。牛海蓉考证汪元量南归前的送别活动最少举行了四次，前三次填词，临走前一晚赋诗，观其所作，言语婉转悲凉，饱含故国故乡之思。
大德二年（孟冬，戴表元、方凤等人在杭州不期而遇于陈康祖家，于十月十二日夜宴聚会饮众人悲感交集相谈甚欢，并以古今名节义气之事互相勉励，是为杭州遗民和其他地区遗民共同参与的一次小规模群体活动。此外，三人在浦江讲学授徒，元代文学大家黄潛、掷贯、吴莱皆出其门，再传而明初宋濂，浦江竟成为元明文学版图中重要的一隅。方凤和杭州遗民仇远、戴表元等也多有唱和。
杭州宋遗民密集的互动交往情况是元初整个南宋遗民群体频繁互动的一个缩影，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游酬唱，南宋遗民逐渐联系到了一起，组成了规模庞大的遗民群体网络。至元二十三年的月泉吟社大规模的诗社活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把江南多个省份近两千名遗民志士都动员了起来，在共同唱和中拒绝了元廷的征士活动并坚定了为宋守节信念，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大宋的宏愿日渐激远，遗民故老也逐渐离世，再加上元政府越来越频繁的征士活动和科举制度的恢复，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理想的选择，整个遗民群体对于统治日益稳固、汉化程度益加深的元政府呈现出一种基本接受的倾向。
元初杭州宋遗民的大多数在元代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他们要么勉强的出仕清冷学官以求生计、要么隐居乡野躬耕自给、甚至靠亲友接济为生，他们主观上远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主动疏远和元政府关系，因此其社会活动就显得非常平淡无甚波滿。
元初杭州宋遗民的大型群体性社会活动。徐应镳是为南宋拘节的太学生，《宋史忠义传》中有事迹。同时代的方回在《桐江续集》中记曰：“丙子（至元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迫太学生上道北行。有日经德斋徐君应镳，字巨翁，三衢人，为文祭告土神，携三子登楼纵火自
焚，不克，乃自沈公厨之井。长男琦，二十一，次男搭，十一，女元娘，九岁同溺死。后十年丙戌（至元二十三年，三山刘汝钧君鼎、连文凤伯正率同舍举四丧，焚而葬于南山栖云兰若之原，私谥曰正节先生。”
徐应镳作为一介书生在国亡之际以身许国，其妻子女随他而死，一门忠烈，确实可钦可佩。至元二十三年（年）春二月，连文凤、刘汝钧等五十多名故宋太学生在杭州为徐应镳举行了改葬仪式，参与者多为遗民志士，他们以此来表达对忠义之士的追思以及对蒙元政权的愤恨之情，此实为入元后宋太学生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反抗活动。
但通过这些史料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元初杭州宋遗民虽处江湖之远，甘淡泊平生，但他们毕竟在政治、艺术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对元初社会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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