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之歌》：多重视角叙述结构，人物和故事方能立体而宏观
《所罗门之歌》：多重视角叙述结构，人物和故事方能立体而宏观
《所罗门之歌》是美国黑人文学的重要作品，也是第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文学小说。作者托妮·莫里森巧妙运用多重视角叙述结构，通过上帝视角、人物自我审视视角以及外部视角的交织，塑造了立体而丰富的主人公形象，展现了黑人在双重文化冲突下的生存困境。
《所罗门之歌》是美国有关黑人文学作品中第一部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由于它的作者托妮·莫里森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黑人社会文学观察家”，由于常年深耕研究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群体，深知他们在双重文化冲突下的困境。当笔下的作品和小说的人物被展现出来时，读者便能从多种视角来解读主人公“奶娃”，综合起来我们看到一部通过自我叙述、第三人称旁白解读、他人间接评判的模式来塑造主角形象和体现他生存变化的小说。正是由于使用了大量人物的视角，叙述者赋予人物不同的声音，也就增加读者判断的维度：主角和故事显得足够的立体，人生变化和故事情节也足够的真实。
何为多角度叙述：从全景到微缩
如果把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在故事变化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看到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主角出现在视野里的时候，时长伴随着“画外音”，这种阐述可能是来自主角的自我介绍模式，如《阿甘正传》的开篇：“Hello，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也有他人的解读模式，如《丘奇先生》：亨利·约瑟夫·丘奇先生无所不能，但他选择了当厨师……；
不管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去做“旁白”，他所占据的位置是纵观整部小说或者电影情节的，他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甚至于用上帝视角来看作品的全貌。因为他熟悉故事一切内容：既可以居高临下的俯瞰全貌，又可以在局部看到一小段故事发展情节；既可以自由地窥探到人物内心，又可以透过行为和语言来表达人物意识。总之，这个作为全景的叙述者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控制了整部作品的节奏和小说人物的活动，在《所罗门之歌》的中就运用了这个典型视角：叙述者无所不知，也知无不言。
但是总用全景的叙述是空泛而乏味的，小说很可能就变成了一本记录片，所以作者会在不同的时空当中切入有价值的片段故事情境。因为人物是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始终和他人、社会发生关联，这些外部呈现的人物和场景，虽然并不会直观深入主角的内心世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关联去细品主角情感的波动、变化。知道他喜欢什么人，讨厌哪种环境，抵制哪种文化，又追寻怎么的生活等等，这些微缩的场景和故事片段， 通通是靠外部视角来折射的。简而言之，这些局部的情节走势，对话和行为，心理路程，最终汇聚成了主角的整个人生结构。我们就以《所罗门之歌》为典范，去分析托妮·莫里森是怎么用多视角叙述模式，来展现主角“奶娃”的人生。
《所罗门之歌》中的上帝视角：客观描述，无情感的呈现
从文章的一开头，上帝视角扑面及来，作为第三人的叙事者，用回顾性的视角直接交代了主人公奶娃的成长环境和社会背景，这种场景依托是以一个名义上为慈善，实际上却充斥着笑话的医院展开的。
作为故事的一个人物切入——史密斯先生准备从医院顶层“起飞”，他所吸引来的围观群众不多，因为公开宣布这所消息具有滞后性，加上“起飞”时间内，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在自己的社会责任中行动，反倒是在场的四十余号人，正是无所事事赶来看热闹的人。他们仰望着楼顶中的人，心里很明白这不是飞行而是自杀，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随着史密斯先生的飞天，叙述者紧接着讲述了史密斯先生的生平，就像生活在他身边，熟悉他的多年朋友，用周围人的评价“一个好人”来总结史密斯的一生。那么，我们不禁会想，这样的一个好人怎么就自杀呢？而且为什么是看热闹取代了制止？
在这个背景之下，故事的主人公奶娃便降临于世，如果用“轮回”的基调来看，又会引发读者二重思考，奶娃会不会就是史密斯的转世？一种悲剧性的开端和魔幻式的揣测，奠定了整本小说的“悲情”基调。
而叙述者作为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客观地记录着周围的一切，平和的语言描述这么不和平的一件事，也正是这种平淡的口吻，越能感觉到背后各个角色内心的波涛汹涌。叙述者不会直观地阐释在白人文化熏陶下，黑人生活多么举步维艰，也不会气血澎湃地去批判这种精神的冷漠和狭隘有多可悲，因为任何事情放在“上帝”的眼中，都只是客观存在，因此不同的人读起来，就会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的评论和审判。
当上帝视角转移回小说主角时，他是这么叙述了奶娃的生存状态：到奶娃十四岁的时候，他注意到他的一条腿比另外一条腿要短。当他光脚站的笔直的时候，他的左脚离地大概有半英寸，所以他从来站不直。
这种语言特色读起来，画面感极强，“上帝视角”的描述压根儿不会带有任何情感波动，只会拉通时间刻度去展示人物不同的生存状态，从而在心理上呈现出角色变化。比如在十四岁写奶娃本身感受是“站不直”，但是当奶娃从北方迁去南方，跟别人一起打猎时，他的状态描写成了“他发现自己仅仅由于走在大地之上便振奋不已。走在大地上就像是他属于大地，就像他的双腿是庄稼的茎，是树木的干，……他也不跛了”。依旧是在客观表达，但是从读者本身的感受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站不直”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缺陷，还有心理上的 内涵——黑人在北方社会没有“根”，所以飘忽，一旦回到南方，身体和心理都扎进了土壤里。
人物的自我审视视角：以我观我，自我迷茫
自我审视的角度，往往来自于人物本身，通常属于人物对自己的质疑和不明白，因此上帝视角在这种状态下就不适用，所以小说中人物会通过直观语言行为传播，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所罗门之歌》中的人物：麦肯、露丝、派拉特等分别有关自己的叙述，由于上帝视角难以客观判断，读就只能通过叙述者的回忆和现状来判定。如麦肯·戴发现自己卖私酒的人是自己妹妹时，而且那是一个穿着破烂，带着私生女儿和孙女的人物形象，与自己是一个在事业上精明能干的富人形成了反差，于是产生了鄙夷的态度。用他讽刺妹妹的话语说：“你为什么不穿戴得像个女人样儿呢？你头上戴着水手帽干嘛？你有长袜没有？你想让我在这城里处于什么境地？”
当然麦肯不会直接的阐述自己已经倾向于白人社会，一切按照白人的标准，看不起自己种族的思想，读者只会从他的言谈举止来判定：他已经被同化，看不起自己的妹妹，认为她丢了自己的脸面，拖了自己的后腿等等。最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些毛病可能连麦肯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因为他曾经的确不是这个样子的，在麦肯的自我回忆中自述道：“派拉特那会儿还只是一个婴儿呢，白天她呆在另一个农庄里，每天早晨我抱她去那儿，然后我穿过庄稼回来同父亲会合”。并且妹妹派拉特也作为人物的第一视角来回忆他们曾经的童年“有一次我给他一个樱桃馅饼，要不就是试着做，麦肯是个好孩子，对我可好了……”
因此通过两人的自我叙述视角，读者很全面地看到麦肯和妹妹从小关系很好，而且父亲健在家庭和睦。但是为何成年后的两人差异如此大？甚至于妹妹投靠他时，将其一家人赶了出来，原来的亲情瞬间消散，麦肯变得异常冷漠且是一个全关心个人利益的人，这背后的一系列转换，都成了读者需要自己揣摩和思考的地方。
实际上这种自我审视的角度，是出于人物的自我不清晰认识，他或许压根不明白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是什么，只不过是为了在社会中生存“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其行为和内心或许是相违背的。所以这种时候上帝视角无法做出解读，这种模糊状态只能靠人物自身的传达，因此往往给读者一种纠结或者爱恨交织的感受。
外部视角，来自小说其他人物的描述和评判
当人物投放到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便与其他人物产生了关系，存在或者亲情，爱情，友情等等链接。他们对于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不尽相同的看法，也就是所谓的“罗生门表达方式”。（即是指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进行反复叙述，却因叙述者不同而所描述的事情完全不同）。如此一来就避免了一个人叙述的片面性，正如一些犯罪电影里面的审讯，往往会通过多人询问来建立起整体形象，所以读者在《所罗门之歌》中能够看到大量的多人物角度评判，对于一些结论也就更加客观，越加接近真实，在单个场景中的描写显得更加立体。
比如说，对主人公奶娃的爷爷死的时候描述，派拉特说：“可是我刚一撒手，他就把全身重量死死地摔到了地上，把眼镜什么的都给砸碎了。他摔了个狗吃屎，你猜他是怎么摔的？他是慢慢倒下去的，我发誓他足足用了三分钟……”随后，奶娃和父亲谈话时，父亲所回忆的爷爷死亡状态并不是这么直观的场面，而是告诉他爷爷是怎样被杀害的，以及凶手是谁？后来奶娃迁移到南方后遇到库伯，库伯也是当年的见证者，告诉他他爷爷当年是被贪婪的白人所杀害的。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多人视角来回忆一场“凶杀案”，作为当事人的爷爷以及没有办法做的自我角度的阐释，作为上帝视角的第三人称也没有证据和逻辑去解释这一情节，所以必须要用外部的视角来勾勒重现：先由派拉特说出死亡事实，到父亲说出凶手，再到库伯揭露被害原因。读者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从点到面地了解了整起事件，巧妙地还原了故事的真实度。
同样，由于不同人物的阐释模式差异，读者能够从三个维度去考量他们的评判方式，最后归纳得到自己综合的理解，虽然表达方式有所差异，但归根结底的指向性很明确：当时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残酷。
《所罗门之歌》的高超技巧：多种叙述视角，全面而宏观
一般来说，小说本可以按照事件发展顺序来讲述故事，但是由于采用了三大视角的结构模式，作者倾向于以上帝视角为依托，将事情安排在自己所规定的时间次序中讲述。可能给读者的初步印象是时空变化的错觉，故事结构也看起来杂乱无序。然而并非如此，就文学和写作艺术而言，这种把成长型故事打破，然后以互不相连，令人迷惑的方式重组，一直要读到故事的结尾读者才能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种以场景叠加式的创作方式，像极了类似《阿甘正传》的一些人物传记式电影。
所以在《所罗门之歌》这部长篇小说当中，由于故事本身规模宏大，背景复杂，人物形象众多且故事情节荡气回肠，为了建立起一个立体的世界，托妮·莫里森选择用上帝视角开篇组织起庞大的故事结构，再通过人物自身审视和旁人描述来填充，使得整本小说有些有肉。
在叙述过程中，又采取组合方式，比起娓娓道来的时间叙述，这种片段的组合就像电影播放一样，宏观与微观切换自如，不仅完美地呈现了社会百态，还立体地表达了人物复杂深刻的内心世界，这种艺术魅力正是奠定托妮在现代小说中的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