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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与否?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研究

创作时间: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干预与否?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研究

引用
腾讯
1.
https://new.qq.com/rain/a/20240711A096F400

干预与否?欧洲极右翼民粹政党的国家利益话语

作者:Toby Greene, 伦敦经济学院中东中心客座研究员,巴伊兰大学政治研究系讲师,研究欧洲与外交政策、中东国际政治。
来源:Greene, T."Fitting National Interests with Populist Opportunities: Intervention Politics on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8, No. 2, 2024, pp. 137-164.

导读
2024年6月初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势力取得显著提升。虽然议会中最大的三个政治团体(欧洲人民党、进步联盟社会党和民主党、复兴欧洲党,属中间派)没有发生变化,但极右翼议席数量的增加将加强他们在欧洲议会中的话语权,因此研究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有助于预测及理解欧盟未来对东欧和中东战事的应对方式。
文章以法国、英国和德国三国的极右翼政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三个政党对干预叙利亚内战的反应,展示了极右翼反对党如何利用军事干预的政策困境这一政治机遇。作者发现,对于极右翼政党来说,不干预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观。虽然自由人道主义干预遭到一致反对,但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干预,无论是打击圣战威胁还是防止失控的移民,都会引发一系列受国内政治环境影响的反应。然而,即使这些政党在选票上支持干预,他们的论述也侧重于将问题与其政治议程中的民粹主义层面相匹配,尤其是攻击主流对手的无能、两面派或语无伦次,以及未能保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完整。

引言
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的选举实力和影响力显著上升,使它们在外交和安全决策,特别是军事干预问题上的辩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这些政党在实际权力方面存在障碍,但它们能利用公众对军事承诺的疑虑,提高决策者的决策门槛。
本文通过比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独立党和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叙利亚内战干预辩论中的反应,评估这些反应如何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以理解欧洲极右翼政党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维度的相互作用。这三个国家面临着参与或支持对阿萨德政权的军事干预、对伊斯兰国的干预以及叙利亚冲突引发的难民潮涌入欧洲等背景。
尽管欧洲极右翼政党普遍敌视军事干预,但它们对具体政策的反应并不一致。战略或国家安全为由的干预,可能暴露出主权主义对全球主义的抵制,以及将国家资源用于多边干预与本土主义承诺之间的矛盾。每个政党的领导层不仅要对问题做出反应,还要考虑其在国内政治中的位置、公众舆论和国际影响。
作者在文中分析了三个国家的政党在2013年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2014年伊斯兰国扩张及2015年欧洲移民和安全危机期间的立场,总结了这些政党在国家辩论中的参与方式,强调其意识形态与政策决定的政治机遇之间的契合度。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外交政策
欧洲极右翼政党尽管起源不同,但都声称代表本民族,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支持者,认为他们威胁民族福利、文化认同、安全或主权。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稀薄”(thin)的意识形态,将社会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并可以结合不同的“浓厚”(thick)意识形态。对于民粹主义激进右派来说,它与本土主义相结合,将“纯粹的人民”定义为民族共同体,指控“腐败的精英”背弃了该共同体的利益。民粹主义通过塑造“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观念影响政治行为,领导人常计算政治举措如何动员群众支持以反对精英。
本土主义价值观转化为基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国际政治愿景,即民族社区在独立的国家空间中共存。极右翼政党从捍卫“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待外交政策,抵制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认为其模糊了民族国家和政策的界限。伊斯兰化被视为威胁欧洲的基督教或“犹太—基督教”传统,这是极右翼的共同担忧。极右翼政党反对将主权转移给全球机构,呼吁将国家资源用于本土防卫。
这些政党抵制国际秩序和制度,尤其是区域一体化和全球治理,主张从国内外精英手中夺回主权。尽管极右翼一般不支持和平与安全任务,但其立场通常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极右翼政党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移民是对国家安全和欧洲文明的威胁,因此可能会在反全球主义和对主权的考量下反对美国主导的干预,但出于对激进伊斯兰的恐惧可能支持干预。
极右翼政党和领导人的反应受国家政治环境影响,考虑到民粹主义的战略层面,其反应会受到公众舆论和其他政党立场的影响。民调数据显示,尽管左翼最为反战,但极右翼政党支持者在支持对抗极端分子的军事行动方面的支持率最高。
总结来看,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在对抗伊斯兰国干预问题上的立场反映其对国际政治议程的总体观点和对国内政治机会的战略考量,受全球化、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文明冲突及反精英主义的多重影响。

案例一:法国
法国的外交政策基于全球重要性和保护人类的责任感,且有独立运用外交和军事力量的能力。总统在外交政策中占据首要地位,有权授权军事行动,只有任务超过4个月才需议会同意。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态度强硬,曾质疑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2013年化学武器事件后,奥朗德总统敦促与美国联手干预,但64%的公众反对。2015年巴黎恐袭后,法国加剧空袭,称与圣战军队交战。2018年,法国与美国和英国联合打击阿萨德目标,得到了大多数主流政党的支持。

案例二:英国
英国外交政策受到全球责任感和与美国特殊伙伴关系的影响。2003年加入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后,干预意愿下降,军事行动需议会批准。2013年议会否决了卡梅伦关于参与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提议。2014年和2015年,议会分别支持了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干预,但工党领袖科尔宾及其支持者反对。

案例三:德国
德国军事干预政策强调反军国主义、多边主义和“平民力量”。1994年宪法裁定允许集体安全行动,使德国得以参与巴尔干冲突和阿富汗战争。军事部署需联邦议院授权。2011年,德国在联合国关于干预利比亚的表决中投弃权票。2014年德国向伊拉克库尔德提供武器,但排除空袭可能。2015年巴黎恐袭后,默克尔政府提议适度部署,获得联邦议院多数票和公众支持,但遭到部分政党反对。

表1 公众对叙利亚—伊拉克地区干预的态度
资料来源:原文第147页。
总结表1,英国和法国的干预态度受到全球责任感和军事影响力的影响,尽管英国的干预意愿因伊拉克经验而减弱。德国政策精英展现出强烈的全球责任感,但政治文化仍受反军国主义影响,议会对军事行动的限制最为严格。在三国中,公众对对阿萨德政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支持率较低,对干预伊斯兰国的支持率则有显著差异。

欧洲极右翼政党对干预的立场
尽管萨科齐质疑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但勒庞在2012年总统辩论中希望阿萨德不会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取代。2014年,她批评法国政府的反阿萨德政策,但在伊斯兰国威胁增大后转变立场,呼吁不干涉和提供后勤支持。巴黎恐袭后,勒庞呼吁恢复边境、阻止移民,并与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合作打击激进伊斯兰教。她利用奥朗德的政策动员反干涉支持,强调边境管制和国内安全。
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13年反对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支持将叙利亚纳入《化学武器条约》。随着伊斯兰国威胁增加,该党将其与穆斯林移民问题联系起来,并在2017年宣言中强调阻止大规模移民,反对继续参与反伊斯兰国联盟。
英国独立党在2013年反对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强调干预需联合国授权。法拉奇称赞下议院阻止英国参战,但在伊斯兰国问题上,英国独立党反干涉主义与公众情绪不一致。该党在2015年和2017年大选宣言中重申反干涉立场,强调国内激进化问题。

极右翼政党干预立场的政治影响
尽管起源和背景不同,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另类选择党在不干涉政策和利用干涉决定攻击主流对手方面表现相似。这些政党一致反对对阿萨德进行干预,理由包括人道主义关切和国际准则,认为干涉只会增加痛苦和不稳定,阿萨德的存在遏制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移民失控。
这些政党虽支持捍卫中东基督教少数群体的权利,但这不足以成为军事行动的理由。尽管他们反对干涉,但承认为了国家利益可以超越领土防卫。国民阵线和另类选择党支持在中东建立安全区,但对具体贡献含糊其辞。只有国民阵线明确支持打击伊斯兰国,法拉奇理论上认可干预,但实践中持怀疑态度。
表2总结了这些政党在2014-2015年对干预叙利亚-伊拉克问题的态度:
资料来源:原文第154页。
这些案例表明,极右翼政党根据国家政治背景调整立场。例如,法国公众支持打击伊斯兰国,国民阵线因此投票支持。英国公众支持空袭叙利亚和伊拉克,但支持率低于法国,法拉奇未将反对干预变成运动。德国公众反对大规模军事干预,另类选择党通过反对部署的决议。
当反干涉立场符合公众情绪且与主流精英有区别时,极右翼政党利用这一机会,质疑情报、警告平民风险、缺乏联合国授权等,塑造自己为爱好和平者,将对手描绘成战争贩子。反之,公众支持的干预行动时,极右翼党派不愿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都无政治利益。因此,国民阵线虽投票支持打击伊斯兰国,但未大力宣传。
这些政党将议程核心转向攻击主流对手,如失控的边境和移民、民族身份和国家安全威胁、以及国内的伊斯兰激进化,同时批评对手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和不一致。他们一致:批判主流政党的错误干预,视俄罗斯为伙伴,拒绝欧盟控制移民的方案,支持恢复国家边界。

结论
作者指出,尽管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外交政策上的总体方针相似,但在具体政策问题上的回应受到各国国情影响。选票和宣言立场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作者还强调了这些政党在外交政策上的两个重要共同点:
首先,反精英和民族主义议程。外交政策领域的不透明性和高度依赖专家信息,为极右翼政党提供了推进民粹主义反精英和民族主义议程的机会。这些政党指责本国军队决策服务于外国利益,损害本国人民。其次,契合国内民粹主义议程。这些政党在外交问题、民族主义议程和国内民粹主义议程之间找到契合点。若公众支持率低,他们反对人道主义干预,利用机会攻击精英体制。若国家安全威胁干预行动得到广泛支持,他们则改变话题。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利用问题提供的机会攻击精英体制。
虽然文章关注极右翼民粹主义者,但激进左翼同样值得关注,如杰里米·科尔宾,通过反对干预动员支持者,保持支持基础,但也导致党内分裂。与极右翼不同,作为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科尔宾无法选择低调或转移话题。
民粹主义政党从复杂的干预决策中获取政治资本的潜力,对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有广泛影响。虽然文章重点讨论极右翼的行为,但他们的行动对政治环境的影响也需研究。一些人认为民粹主义对主流外交政策的挑战威胁国家共识,另一些人则认为对军事决策的更多争论有助于质疑精英阶层的过度共识,尤其是在面对公众舆论时。
总之,只要军事干预决定得到了主流政党的支持,在公众持怀疑态度的背景下,这就为极右翼甚至其他反建制政党创造了可资利用的机会。这种考虑可能会提高欧洲领导人权衡未来军事干预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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