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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不可一世的“八旗军队”为什么就走向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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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不可一世的“八旗军队”为什么就走向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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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八旗军队曾是开拓疆土的重要力量,但自乾隆盛世后逐渐走向衰落。这支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军队,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呢?本文将从多个角度为您解析这一历史变迁。

清代之所以能开拓出辽阔无垠的1300多万平方公里疆域,与八旗大军驰骋疆场、东征西讨的英勇身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自乾隆盛世落幕之后,昔日威震四方的八旗雄风逐渐消散,清朝不得不倚重地方团练以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到了清代晚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的硝烟中,地方团练势力崛起,终成湘军、楚军、淮军等劲旅。那么,这支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八旗大军,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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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土地的丧失与战斗积极性的下降

回溯历史,1601年努尔哈赤首创黄、白、红、蓝四旗,随后在1615年进一步扩充为八旗,包括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至皇太极时期,更将蒙古八旗与汉八旗纳入旗下,康熙年间更是将黑龙江北部的索伦等族编入八旗,形成“新满洲”。八旗成员身兼兵农双重身份,战斗力极为强悍,成为清朝开疆拓土的重要力量。

八旗制度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府兵制相似,皆以兵农合一为特点。因此,土地对于八旗的存续至关重要。清朝入关之初,曾在河北推行“圈地”政策,以满足八旗子弟的土地需求。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圈地政策引发的问题日益凸显,八旗军人的土地配额逐渐缩减,远不及唐代均田制下的标准。尽管考虑到土地单产的提高,但这一配额仍对八旗军人的生活构成压力。

更为严重的是,八旗出征时需自备粮草、马匹、军器等物资,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当资金不足时,他们不得不以土地作为抵押,从而导致大量土地流失。乾隆十年时,已有半数以上的旗地流失于民间。与此同时,八旗军人的家庭人口却在不断增长,生计日益艰难。正如唐代均田制的瓦解导致府兵制衰落一样,八旗土地的减少也导致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日渐匮乏,战斗积极性自然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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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的改革,延缓了八旗的衰落

八旗子弟的生活日渐艰难,然而清代却严令他们不得涉足工商业,仅限定其投身军旅。这是因为清代视八旗为国家的柱石,倘若失去这支强大的军队,其统治根基必将动摇。因此,八旗子弟肩负着职业军人的使命,世代相传,须时刻保持骑射的传统,随时准备听从国家的召唤。

然而,生活的艰辛使得八旗子弟们对于国家的忠诚与奉献逐渐减弱,他们的战斗力在康熙晚期已显露出下滑的端倪。康熙皇帝不得不转而重用绿营军队。雍正年间,八旗军队在与准噶尔的交锋中屡次失利,和通泊一役更是遭遇惨重失败,幸得蒙古军队在光显寺一役中挽回颜面。面对这一困境,雍正与乾隆两位皇帝决心进行深入的改革。

首先,国家出手,动用部分财政收入,将大量流失的八旗土地赎回,共计赎回土地23万顷,耗资高达400万两白银。并颁布禁令,严禁土地买卖与抵押,以稳定八旗子弟的经济基础。其次,实行养育兵制度。雍正皇帝从满、汉、蒙三旗中精心挑选出4800名子弟,作为养育兵进行专门培养,并提高他们的俸禄待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育兵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一制度逐渐壮大。

此外,政府还采取了汉军出旗的措施,大幅缩减汉军规模,并将剩余的汉军转编为绿营军,以优化军队结构。同时,政府还划拨部分土地供养育兵垦殖,虽然内地屯田效果不佳,但边疆屯田却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八旗子弟的生计问题。

然而,八旗战斗力的下滑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自清代入关以来,八旗子弟逐渐受到汉文化的熏陶,甚至开始放弃武艺,转而追求文学。乾隆皇帝深感忧虑,强调“国语骑射”的重要性。他认为八旗子弟应以满语为本,骑射为魂。为此,他规定八旗子弟必须精通满语、擅长骑射,方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满洲八旗的衰落速度。

在乾隆时期,得益于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八旗子弟仍然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成功灭掉了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东渡台海镇压了林爽文起义,还翻越喜马拉雅山击败了尼泊尔。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兆惠、傅恒、福康安、阿桂、明瑞等众多名将,为清代的繁荣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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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最终却陷入了腐化的深渊

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八旗改革,尽管力图扭转乾坤,却终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八旗日渐衰落的难题。实际上,八旗的衰落,正是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潮流如同洪流般汹涌,无法阻挡。

八旗初期,贫困交加,家产微薄,战士们唯有在战场上奋勇拼杀,方能获取战利品,因而战斗力颇为可观。然而,当江山稳固,八旗子弟坐拥家财之时,对于战争的抗拒便油然而生,此乃人性之常态。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虽加速了民族融合,却也让鲜卑族陷入腐化泥沼,最终难逃覆灭之命运。金国女真族亦是如此,大量涌入中原后,久而久之,初时的勇猛善战早已消磨殆尽,终在蒙古铁蹄下土崩瓦解。八旗,亦步入了这条沉沦之路。

至嘉庆年间,八旗已几乎丧失战斗力。这些曾经的勇士,在平定农民起义的战斗中表现平平,却又因身份所限,无法投身工商业,只得游手好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有人提议嘉庆帝允许八旗经商以自救,然而嘉庆帝却坚守“骑射为本”的传统,缺乏改革的魄力。

于是,八旗子弟的生活日渐腐朽。将领们纵欲奢靡,沉溺于享乐;士兵们则好逸恶劳,领取军饷后便沉溺于酒色之中。他们攀比成风,以穿着不如他人为耻,以至于清代后期出现了八旗子弟穷困潦倒却仍追求奢侈生活的怪象。他们嗜酒、赌博、斗鸡、养花、吃烟、泡戏院茶馆,颓废不振,早已失去了清初冲锋陷阵的英勇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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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后期,许多满洲八旗官兵已不懂行围之法,骑射技艺日渐生疏。至嘉庆时期,连前锋等重要兵种的战斗力也严重下滑。1811年,嘉庆帝检验八旗骑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中箭者寥寥无几。此后多次检验,均呈现同样惨淡景象,甚至有胡乱射箭、险些伤人之乱象。昔日满洲尚武之风,如今已荡然无存。

八旗子弟的腐化,不仅败坏了自身,更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清代养八旗所需费用庞大,每年耗费高达600多万两白银。而在嘉庆、道光年间,国家财政吃紧,如何能够承担如此巨额开支?因此,清代后期八旗子弟的军饷被中央大幅削减。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八旗子弟甚至染上了烟瘾,如驻守绥远的八旗中竟有十之六七吸食鸦片,这无疑加剧了国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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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随着清代的灭亡,八旗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人评价道:“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这段评价,既是对八旗制度兴衰的总结,也是对清代历史的一种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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