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文学批评如何面对“向外转”与“向内求”？
数字时代，文学批评如何面对“向外转”与“向内求”？
1996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其《数字化生存》中提出，人类将进入一个虚拟化、数字化的新型生存状态。20多年过去，我们切身感受到数字时代的全方位冲击，文学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学批评日益陷入合法性危机和失语状态。置身这样的生存境况，文学批评何为？
在今天，数字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全方位渗透并嵌入各行各业，文学自然无法例外。一方面，从创作角度来说，作家普遍感觉到传统文学正遭遇边缘化危机，近年来对文学“破圈”声势浩大的讨论以及官方民间的一系列文学行动，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作为与创作一体两翼的文学批评，也愈发陷入合法性危机，传统的学院派批评（专业批评）在自媒体批评和网友的自发批评面前丧失竞争力。如何在数字时代重塑文学批评的尊严，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已成为摆在广大从业者面前的课题。
人工智能小说《天命使徒》效果图
在数字时代，文学批评需要积极“向外转”，因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潮流，扬弃固化的精英审美趣味，不断更新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克服面对全新而陌生的研究对象时出现的畏难情绪。2024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团队利用国内大语言模型创作了首部中文智能长篇小说，开启了人机协作写作的新纪元。针对人工智能写作的水准、伦理、技术、版权等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提醒我们文学批评早已不再是只需面对文本、作者和时代背景那么简单，我们还需有能力洞察背后的技术、算法和数字逻辑。艾布拉姆斯曾提出文学四要素，分别是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今天恐怕在“作者”“读者”之外还得加上批评家、编辑、评委、编剧、文学策划、观众，甚至版权经纪人等。研究者不仅要熟悉文学生产规律（即文本生成逻辑），更要具备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这并不是说今天的文学批评对象已经陷入无限泛化的境地，而是说如果不将这些因素纳入“问题域”，许多结论将是隔靴搔痒。
除了研究对象的“向外转”，今天的文学批评在视角方法上也呈现出向外探索的趋势。数字时代给人文研究带来的一大改变是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产生与风行。2023年，研究者潘雨亭、柯平检索中国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学学科的C刊论文发现，涉及数字人文主题的文章，中国文学领域最多，有41篇。这一数据还在持续增加中，表明文学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最活跃（见《我国人文学科数字人文研究的全景解析与思考》）。数字人文的最大特点是将研究对象数据化，不论是文字、图像、声音、影像，都被处理成数据。这些“文本”依托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被组织进庞大的数据库中，研究者从面对文本到面对数据，是数字人文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以数据库建设为基础的算法批评和可视化呈现，打开了文学批评的广阔图景。例如，应用算法批评对网络小说等类型文学进行分析，可以较好地提炼文本信息，克服研究者视野的局限和精力的有限。实际上，自1928年俄国文艺理论家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发端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到后来的众多叙事学研究，都试图找出作品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共通结构，或内在本质、普遍规律。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似乎更有可能通过合理的数据建模实现这个梦想，从某一侧面打开作品的深层结构，甚至发现其中的美学密码。但正如学者叶祝弟所指出的，数字人文方法的成熟，路漫漫其修远兮，“虽然近年来批评家们尝试借用数据库、消费、拟像、游戏性、远读等理论来切入数字文艺批评现场，但总体而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原创概念的数字文艺批评范式尚未真正建立。”（见《重建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尊严》）
数字时代，文学批评的“向外转”更意味着与作家和读者相遇合。当前的文学批评遭遇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日益陷入僵化的学院评价体制中，论文等级制加剧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不得不迎合学术论文的“黑话式写作”以获得认可。这自然很难避免作家和读者“众叛亲离”。文学批评需要转变立场，将潜在读者定位为作家和大众读者，而不仅是同行和期刊评审者，这或许能适度扭转当前文学批评抵达性弱的状况。学者李玮谈到网络文学批评时呼唤一种“新兴评论”，她认为：“新兴评论具有参与性和对话性，是将评论从纸面推向参与性的‘行动’。理论界，语言的操演性（performative）和文学的行动性，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受此启发，文学评论，也不仅是纸面文章，它可以是一种‘行动’，特别是具有引导作用和对话功能的‘行动’。”（见《新兴文学需要具有对话性和行动性的新型评论》）文学批评不能成为理论的操练场，而应是文本、作家和读者相遇合的对话性空间，在这里，理论与经验进行碰撞，文本的密码得到拆解，审美的感受得到传扬，批评者的阐释经由作家和读者的阅读取得共鸣，进而在后者的文学生活中发挥作用，时代的文学共同体由此聚沙成塔。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方，如果把以往静态的文学批评比作名词或形容词，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更应该激活它潜藏的“使动”功能。
数字时代一方面给文学批评带来新对象、新方法和新机遇，另一方面也催生出技术至上主义倾向，这种“技术拜物教”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作家徐则臣对传统文学的当代境况有一个观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文学也不例外。当我们穷尽了力所能及的所有手段，或者说，当我们对所有表达路径都驾轻就熟的时候，它就进入了一个饱和期。饱和的特征之一，就是既有的文学表现方法形成了铁一般的纪律……它限制了文学的自由，成为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束缚。”（见《文学、网络文学和网络时代的文学》）这同样适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经过精神分析、俄罗斯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空间理论等各种西方批评流派的洗礼，批评界早已对理论操演驾轻就熟，然而，我们的文学批评是否已经蜕变为脱离文学性、缺乏审美感受力的话语增殖？这不仅关系到文学批评本身，更关乎批评作为一种公共言说的有效性和可传达性。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警惕文学批评过度技术化的倾向，谋求批评的“向内求”。近年来，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新感受力”美学观被批评界重提，是文学批评“向内求”的一个体现。针对现代社会艺术与科技“两种文化”的冲突，苏珊·桑塔格强调理性与感性的协调。她提倡一种“新感受力”，认为工业社会物质的高度发达导致我们的感性体验日益钝化，“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见《反对阐释》）也就是说，在数字时代，我们更应该培养对文学艺术的敏锐感知能力，这种能力不只是理性认知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感性体验能力。在这里，批评者作为感受主体，与文本之间不是外在的对象化关系，而是具有一种交互性，后者激活了前者麻木的感官，前者触摸到作品内部的纹理。
桑塔格认为，“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米兰·昆德拉说：“今天人们喜欢思想甚于作品本身。”（见《小说的艺术》）二人之间的共通点都是有感于作品内部的文学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实际上，批评的功能是揭示文本如何成为自身，而不是向外指涉，它需要打开文本的缝隙，发掘甚至连作家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以及与人类心灵有关的大问题。也因此，文学批评应该是“向内求”的，注重批评者自身的审美感受、主观体验，倡导有情的批评，这是数字时代让批评更好抵达读者的关键。
如果说桑塔格对“新感受力”的强调是从批评主体而言，那么从文本角度看，与之相遇合的就应该是“文学性”。2023年初，评论家张清华发表论文《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并在《当代文坛》主持“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专栏”，引发批评界对“文学性”问题的再度关注。论文中，他写到：“显然，重提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其原因和理由，正是常识遭到了某种漠视。人们在谈论文学或者文本的时候，要么已经不顾及所谈论文本的文学品质的低下，只要符合文化研究的需要，便可以拿来‘再经典化’，眼下这样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要么就是根本不愿意讨论其文学品质，将文化与历史的考量，变成了文学研究的至高诉求，这也是我们如今所经常面对的一种情形。”这段话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文学性”恰恰是一个天然带有反“体系硬化症”色彩的概念，对其研究没有固定路径能够依赖，它本身是什么也很难说清，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研究难度，然而它却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核心问题。面向“文学性”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就是“将文学还给文学”，剥离外在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宏大叙事，以审美标准聚焦文学内核，探索一部作品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学，以及它的文学质地、文学品位如何。这当然不是排斥外部研究，而是强调以文学的视角和观点来看待文学。
文学批评摆脱当前尴尬处境需要内外兼修，不论是对象、方法和受众的“向外转”，还是通过“新感受力”向内探寻“文学性”，都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其更高诉求是融入数字时代剧烈变动的精神生活，产生直抵人心的力量。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