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方面来看，刘渊立储、分封与汉国权力结构的转型
从两方面来看，刘渊立储、分封与汉国权力结构的转型
永兴元年（304）刘渊即大单于位后不久，旋即又建立汉国，即汉王位，接着又尊汉祖、立王后、封百官，
但他此时既没有立储，也没有大封宗室。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一时期刘渊才刚刚建立政权，虽从汉制“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简单地搭建了政权的行政体系，但其势力范围狭小，统治基础还相当薄弱。
综合来看，其整个政权距成熟、完整、具有合法性的正统中原王朝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刘渊此时还停留在模仿旧有中原王朝制度、构建政权合法性的阶段。
对于一个草创阶段的政权而言，君主自身的合法性才刚开始构建，权力结构也没有完全脱离部落联盟时期的模式，因而是不具备建储的条件的，更何况这中间还横亘着世选制这样的传统旧制。
而直到到永嘉二年（308）刘渊正式称帝时，刘渊才开始通过变革权力结构来打破旧有藩篱，布局新的王朝政治格局。
从形势变化看汉国的立储需求
永嘉二年（308）时的情形是，汉国势力范围向南扩张，已经足以威胁到洛阳、长安，而周边的其余各北方民族部族如“汲桑起兵赵魏，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氏酋大单于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
这时汉国比之两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其权力基础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汉国权力合法性的建构也日臻完备，从上述少数民族归附刘渊即可看出，
这种正义性被刘渊敏锐地捕捉到，成为了其皇帝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同时，刘渊利用“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的历史背景，以其汉朝皇帝外甥的身份，带领受晋廷压迫人民反晋，顺理成章，最后则“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
可以说，刘渊所图甚大，在其匈奴五部的基础上，力求将其他少数民族和汉人都笼络到他的麾下，共同推翻西晋的非法统治，绍续两汉的法统。基于对这种形势的判断和其远大战略的内在需要，刘渊决定称帝。
在这个过程中，立储的需求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其原因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刘渊是在模仿中原王朝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家，那很显然就必须同过去的部落时期传统制度进行切割，否则其国家制度模式与中原王朝旧制的差异就会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破绽。
《刘元海载记》载刘渊年少时“《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而《汉书》中就有不少汉人国家观中关于储君的描述，诸如“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这样的话语，因此这是刘渊建国所必建之制。
另一方面而言，在古代中国，不论是否是少数民族政权，都会经历由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到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发展历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铁律。
刘渊建立汉国也并不会脱离这个范畴，因此储君作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必备要素，
显然是刘渊重点着手布置的事宜。
对于汉国而言，立储之所以必要是在于，储君意味着汉国能够摆脱贵族会议议事的政治模式，而顺利立储的前提又在于要变革贵族会议这种权力结构，削弱乃至消除贵族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因此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
刘渊立储与分封的政治意图
刘渊立储工作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进行的。刘和作为刘渊的嫡长子，成为刘渊诸子中第一个受封为王的皇子。同时受封人之中，包括亲疏不等的宗室，以及勋谋不等的异姓。作为刘渊诸子中颇受重用的第四子刘聪，应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封为楚王的。
但是刘聪并没有出现在这段记载中，反而是一位宗室和一位外戚被具体记录其官职、爵位。史家作如此记载，自有其深意。
关于外戚对于维护君主和储君地位的重要作用，汉代以来之史实已有充分体现，此处不再赘述；相较而言，宗室集团在汉国的政治生活中似乎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必要着重研究。
关于宗室，在周代，宗室的贤能、强盛与否是影响周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汉以来在总结秦朝灭亡原因的基础上，大封宗室，而后从刘邦白马之盟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铁律到汉武帝施行推恩令，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封制度。
至于晋，《晋书·职官志》载：“自此，非皇子不得为王，而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属至亲，亦各以土推恩受封。”
然而，西晋宗室分封的问题众所周知，晋武帝本意是让宗室能够卫护君主及储君，故而大封宗室，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宗室诸王权柄太盛，乃至于自蓄私兵，终致引发“八王之乱”的惨祸。
那么对于绍续汉代，上承魏晋的汉国而言，分封宗室、外戚意义何在呢？
汉国目前处于转型期，即如何削弱部落时期遗留的世选制传统，从而达成将匈奴部族逐渐改造成屠各刘氏的私有制国家的目的，这是作为第一个由匈奴人建立的中原政权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相较于前代汉、晋而言，建储、分封宗室和外戚对刘渊汉政权来说，其目的是二重性的，即既是通过模仿旧有中原王朝制度来完整构建其合法性的具体行为，且更深层次的则体现为其改造部落属性、实现政权权力结构转型的手段。
同时，刘渊深知宗室、外戚对于储君亦存在着威胁性，因此他在建储、分封时还需注意防止宗室、外戚权柄过盛。
刘渊基于此又在职位上做出了较为精巧的安排，即有了刘和任大司马，而刘欢乐以宗室封王，任大司徒，呼延翼以后族封郡公，任御史大夫。
刘欢乐所任皆位高之职，推测其身份应该是宗室耆宿。从魏晋以来实际情况来看，三公虽然位高，然则权实不重，但刘渊汉政权的官制又在形式上模仿两汉，似其三公之位甚重。
那么汉政权中的三公地位到底如何呢？
单就立储这件事而言，当结合匈奴部落时期的贵人会议负责世选单于的传统来看时，不难发现刘渊的“三公制”布局其实是从形式上因循部落传统，使屠各刘氏贵族仍居政权核心之位。
在他们的见证之下，立储就像曾经的世选传统一样变得名正言顺。基于此，则太子的法统、地位亦会得到维护。
但实际而言，“三公制”却是将刘欢乐等人的身份从本该权力很大的贵族宿老转变为宗室，将之与具体选择继承人的权力剥离开来。亦即刘渊的三公相较魏晋，其地位更高，但相较于汉代及匈奴部落贵人会议，三公又丧失了决策权。
对于作为外戚的呼延翼，他本来也属于有世选权力的贵人会议成员之一，但他也有另一层身份，即刘和之母族，因此刘渊以其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本以崔游任之，然则“游固辞不就”，而后才有在刘和封王时任命呼延翼一事。
御史大夫者，即为百官之副，位次丞相，有监察之责。御史大夫作为外朝之副，既有威势，亦有实权，但不掌兵事，恰好适合呼延翼外戚身份，即既可代皇帝、储君监察臣下，以为倚重，又无力干涉皇室内廷之事。
但是不巧的是，永嘉三年（309）冬十月，刘渊军攻洛阳时，“呼延翼为其下所杀”，这不得不说是对刘和势力的极大削弱。
而后，刘渊又进一步调整了宗室、外戚的职位布局。
永嘉三年（309）十二月，《刘元海载记》载：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封子乂为北海王。
这条史料将立刘和为皇太子和调整宗亲之职位放在一起，单从结果上而言，已经证明刘渊将汉国之权力结构去部落化的一系列目的可谓是达成了，同时也标志着匈奴部落时期的单于位世选制正式地过渡到了皇权世袭制阶段。
那么刘渊此次调整具体意义何在呢？从身份上看，此时刘渊从祖、威望最高的刘宣已死，刘延年系刘渊长兄，刘洋身份不详，从官职推测应与刘欢乐同为是屠各刘氏宗族中宿老。
刘渊将这一干宗亲及庶子刘聪放到三公的高位上，显然与以刘欢乐为大司徒有着相同的逻辑，即：正是因为刘渊做了这样权力分离的措施，才得到了顺利立刘和为皇太子的结果，达成了上述的一系列目的，同时使他们在法统上维护储君之地位。
截止此为止，刘渊对建储事宜的安排是较为合理的，
成功地改变了匈奴部落千年来的传统面貌
，构建出一个形似于中原汉人王朝的政权模式。
刘渊的立储与分封的一系列布局，与之汉化早、程度深不无关系，因而也能开少数民族立国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