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章草的时代特征和实用价值
晚近章草的时代特征和实用价值
章草作为一种特殊的书法艺术形式，在晚近时期经历了复兴和风格的多元化发展。本文从学术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章草的复兴背景，涉及乾嘉学派、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学术思想，以及照相技术、书画社团、书画展览等传播媒介对章草的影响。
一部被误读的民国书法史实际上是由学术等诸多因素叠加所造成的。
从学术因素而言，主要包括“文字学”与“艺术”两个层面。从历史维度来看，字学与书学始终在古代书法史著中呈现彼此交织、分离、异途的关系。
王愔《古今文字志目》、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论书》是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史著录文本。对比而言，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是书体与书家的著录，是目录学的编撰方法；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属于书家小史的著录，收录书家官职与书风，是陈述性语言的书学史编纂方法；王僧虔《论书》以书家为纲，更多的是一种评论式的书学史编纂方法。
实际上，三种著录体文本呈现了汉魏六朝以来文字与书法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从功能性的书体逐步过渡到审美性的书法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魏晋南北朝艺术史家使文字与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分离。
早期的著录体虽然不甚完整，但从现存书学著作来看，我们可以将汉魏南北朝的书学史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字学的发展史，赵壹《非草书》、成公绥《隶书体》、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均聚焦于书体，依然可以归入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体的某种延续和深化；一类是字学与书学混同的发展史，王愔《古今文字志目》是字学与书学浑然一体的代表；一类是书学的发展史，从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开端，主要聚焦于书家、书迹与书事，这就意味着书学从字学中独立出来。这种复杂的交织关系在正史的《经籍志》或明清大型类书、丛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但总体趋势依然还是走向分离。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乾嘉学派所聚焦的小学至晚清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所持有的书法观正是如此。他认为，要想便于书写，应当人人兼知章草，但他所依凭的还是流传有序的居于经典地位的《急就章》。在这种立场之下，章太炎的艺术观显而易见，那就是宗法晋帖为代表的古学和反对新出土的甲骨金石碑版，因之章太炎不合时宜地直面了两个立场：
一是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碑学立场，另一个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心的新材料立场。
丰子恺 草书致郑晓沧札
无论是康有为的碑学立场还是“罗王”之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各类“无名”作品进入学人视野，并逐步被纳入“经典”范畴。如果溯源的话，这种共同的特点并非自康有为开始，而是清代中叶以降，学界开启了知识边界的扩张之旅，如西北史地之学、少数民族史成为热潮，这显然与始终位居中央的传统经史之学有着显著差异，甚至远远超出传统地域的空间、历史、文化、典籍和语言系统的范围。
清末民初标榜“旧道德新知识”的沈曾植关注古音学、宗教史、边疆四裔舆地、域外碑文与史著等，几乎与同时期的西洋、东洋学术同步，无疑成为当时学术新潮的扛鼎人物，甚至象征着中国学界的趋势。
正因为这种新潮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二十世纪初新出土的简牍中的章草不仅进入学术视野，还进一步延伸到书法艺术领域。或者说，无论是治学还是为艺，沈曾植所要追寻的还是“毋趋常蹊，要走古人迥绝之境”。
张伯驹 草书杜牧诗并跋轴
除去文字改革的前提，章草崛兴有三个重要的传播媒介不得不提：照相技术、书画社团、书画展览。按照陈平原的研究，十九世纪末石印技术在晚清画报如《点石斋画报》中的广泛运用，二十世纪初摄影术在民初画报中的异军突起，社会的变革催生了新技术的普及。那么，刚出土的简牍正因为摄影术得以广泛流播，章草借此东风成为沈曾植等学人密切关注的对象。
自从一九〇一年斯坦因发现汉晋简牍和残纸，经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并于一九一三年在英国出版《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古所得汉文文书》，收录简牍和文书九百九十一件，并将部分资料寄给时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罗王”二人于次年在日本京都的东山书社出版《流沙坠简》。
当代学者刘正成、黄惇、陈振濂均认为，当时的简牍出版物对书法界影响甚小，但罗振玉评价称其中某简“章草精绝”；沈曾植指导学生谢凤孙临习并建议他悬臂放大来写，取其意而不拘泥于形似；王蘧常回忆沈氏对《流沙坠简》极用力，并认为其晚年变法可能得力于此。
同时，李瑞清、王世镗、于右任、叶恭绰、马一浮、钱玄同、王蘧常等人，也在之后看到“罗王”所编的《流沙坠简》，沈曾植身边友人与弟子亦均受其深刻影响。由此可见，照相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章草广泛进入艺术视野是不争的事实。
照相技术所带来的改变，一方面将考古所得的书法资料迅速传播，从而让新材料获得与经典章草法帖《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以及《淳化阁帖》中的章草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刻本、摹本失真的帖学被动局面下，注入书写性的墨迹，并借此还原章草刻本中遗失的笔墨精神。甚至可以说，没有照相技术的引入，远在英国的汉晋简牍当时根本无法惠及国内学人，章草的复兴可能也无从谈起。清末民初的文人结社是一种自然选择的共同体，诗社自然是首选。
谢玉岑 草书临急就章月仪帖二条屏
清末民初，京津地区就成立了规模不一的以宣南画社为代表的数个金石书画社团，而上海的书画社团有三百余个。
以草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团，如国立北平研究院于一九三〇年成立的字体研究会，以卓定谋、林志钧为骨干，其主要目的是将章草的字体研究成果备于文字改革之需。一九三二年于右任成立标准草书社，并创办《草书月刊》，章草亦为关注对象之一。
可以说，文人社团尤其草书社团的建立，对章草的深入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书画展览也较为频繁，如一九二八年上海《申报》刊载海上停云书画社主办的卓定谋书画展展讯，并刊载《关于章草源流答客问》一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报刊、展览也成为章草崛兴的外在条件之一。
无疑，章草崛兴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性，并与政治社会思潮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从章草发展脉线上来看，民初的章草在《急就章》的经典体系之下，以及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的影响下，走的是条证史的学术之路和书法艺术审美之路。
当汉字简化逐步推行后，民国中后期的章草则在艺术性基础之上增加了政治要素，参与到文字改革运动从而走向实用之路。
实际上，当时章草依然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京津地区的章草群体以梁启超、林志钧、余绍宋、卓定谋等人为中心，一方面立足于北碑融入章草经典刻帖和经典书家，另一方面倾心于实用性的文字改革；上海地区的章草群体以沈曾植等人为中心，在流沙坠简》的影响之下，结合某种特定碑刻或经典书风，走向了艺术风格的锻造。
李苦禅 草书论书法札
应该看到，作为一种隐迹于历代书史中的特殊书体，章草在汉末的草书热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本身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中介存在于书体急剧变迁之时，即便有元代赵孟頫及明初宋克等数位书家进行过复古实践，但依然难以形成复兴之势。
晚近章草的崛兴与风格的多元，并与元明章草拉开了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显然有悖于元明书家“复经典之古”的方向，而是在新学术语境中对“新”艺术审美的洞察，其本身深刻依存于碑派用笔与汉晋简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章草作为一种中介试图弥合书法界所理解的碑帖鸿沟，同时消解了其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分野。
学界普遍将章草在某个时期的沉寂归于章草的实用性不符合文字改革的需求，其实并不尽然。我们将视线进一步延伸，发现自从画报开始普及以来，“文”“图”关系开始发生了重大逆转，也就是“文”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图”的地位与日俱增，这从一九〇五年科举考试取消和高等美术教育的兴起即可见一斑。
实际上，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随着“文”的地位的降低而被冷落一侧，这也导致至今书界仍在努力弥补当年失重的烦扰，而以“图”为基点的各类报刊、展览、社团以及高等教育，呈现强势并延续至今。
王蘧常 草书八言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