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洪伟萍：澄清是非——中国公民诚信
研究 | 洪伟萍：澄清是非——中国公民诚信
近年来，关于中国公民诚信度的研究引发了广泛关注。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洪伟萍教授团队在《Nature》子刊《Scientific Reports》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影响中国公民诚信行为的关键因素。
“如果你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个钱包，钱包内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邮件联系对方吗？”几年前，美国密歇根大学的Alain Cohn及其他几名学者在全球40个国家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测量公民的诚信度。研究显示，在该“诚信排行榜”上，中国位列最后。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大量讨论，众多学者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引申研究。然而，造成此研究结果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什么是决定中国公民诚信行为的关键因素？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洪伟萍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Yuho Yiu 先生、清华大学的博士生Sihan Wu、复旦大学的博士生Dan Liu和Liman Wang，以及Hangzhou Fancha Technology的Xiao Han先生的合作研究Randomized Studies in China Show that Studying and Promoting Civic Honesty Needs to Consider Local Norms提出，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背景以及公民的心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中国公民的诚信行为。这不仅为学术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诚信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还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研究背景
公民诚信是推动社会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受到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广泛关注。不诚信行为，如政治腐败、逃税及企业丑闻，不仅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削弱社会信任，甚至对个体造成心理困扰。深入理解公民诚信行为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对于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升社会诚信水平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已采用多种实验方法探讨公民诚信的决定因素，其中，Cohn 等人于2019年在期刊《Science》上所发表的研究，是该领域的重要代表。其通过在全球 40 个国家开展的失物归还实验，分析了人们在拾获钱包后的归还行为。然而，这类研究多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公民的诚信行为研究仍较为有限。值得注意的是，Cohn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失物归还率处于最低水平（例如，当钱包里只有私人物品而没有钱时，归还率只有7%），这一发现进一步凸显了探讨中国公民诚信行为及制定相应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研究发现
微信作为联系方式显著提高失物归还率：研究发现，相较于电子邮件，中国公民更倾向于使用微信作为联系方式。在Cohn 的研究及其失物归还实验中，使用电子邮件作为联系方式时，中国公民的钱包归还率仅有7%；而在田野实验中，提供微信二维码作为联系方式的干预措施，使钱包归还率达到了 59.3%。这一现象表明，使用符合本地社交习惯的沟通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行为阻力，从而提高公民诚信行为的发生率。
公民责任感和利他关怀在中国的诚信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线实验结果显示，公民责任感、利他关怀和对偷窃的厌恶是影响中国公民失物归还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这些因素显著提升了人们归还失物的意愿，表明强化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培养利他动机，有助于促进诚信行为的发生。
安全保障干预措施适得其反，降低了钱包归还率：田野实验结果显示，安全保障干预（即向捡到者保证归还钱包的安全性）不仅未能提高归还率，反而降低了人们的归还意愿。安全保障信息激活了捡到者对诈骗的怀疑，使他们更加关注潜在风险，从而减少了诚信行为的发生。这一结果提醒在设计诚信干预措施时，避免激化人们对潜在风险的关注至关重要。
中国公民归还钱包的心理机制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公民归还钱包的心理驱动因素与 Cohn 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不同。在中国，公民责任感、对偷窃的厌恶和利他关怀对归还行为影响较大，而安全保障因素则带来了负面作用。此发现凸显了文化背景对诚信行为的影响，强调了在跨文化研究中需要充分考虑本地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
文化规范在诚信行为干预设计中起关键作用：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文化背景对诚信行为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电子邮件较少用于日常社交，而微信已成为普遍使用的通讯工具。实验表明，符合当地社交习惯的干预措施（如使用微信二维码）能够显著提高失物归还率。该发现强调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诚信行为干预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地社会规范，以提高政策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研究意义
本研究为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诚信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结合中国本土社会规范，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公民诚信行为心理机制的认知，也强调了文化背景对行为干预设计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研究发现中国公民更倾向于使用微信作为联系方式，而非电子邮件，这一行为模式对未来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此外，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表明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进行社会行为干预时，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以制定更具实效的诚信促进策略。这一发现不仅对学术界具有贡献，也为政府及相关机构在提升社会诚信水平方面提供了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