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朝经济立法：宋朝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体现
论宋朝经济立法：宋朝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体现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变革时代，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为了巩固和发展繁荣的商业贸易，宋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立法，这些立法不仅规范了市场行为，保障了各方权益，还推动了社会向富裕稳定的方向发展。本文将探讨宋朝经济立法的背景、内容及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参酌轻重，时称详允”：宋朝经济立法产生的背景
“思想为制度之源泉，而制度又为思想之实证。”对经历过唐末动荡的宋朝统治者来说，休养生息，让国家尽快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是当务之急；而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推动经济复苏出台的《宋刑统》则是落实具体政策的法律保证。
作为一部“参酌轻重，时称详允”的国家大法，《宋刑统》为宋代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而它的产生则与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分不开关系。
政治环境
连年不断的边境战事让基本安定下来的大宋王朝不得不在“财政预算”中增加大笔军费开支，而积贫积弱的军队现状则让这项支出呈现出了逐年递增的“恶性循环”状态。
到了北宋末期，持续紧张的边境形势让国库变得“入不敷出”，而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也让宋朝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了税收领域；也许是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在宋太祖的默许和支持下，商业活动在北宋初年就成为了政府“重点支持”项目，而这种官方“引导”的重商思想也在相当程度上催生了经济立法的出现。
经济环境
商业的繁荣发展是经济立法产生的最直接“诱因”。随着坊市间隔被打破，宋朝的贸易活动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而商业和手工业也随着早市和夜市的兴起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城市化进程稳步加快的情况下，汴梁、苏杭等大城市逐渐发展为了区域商业中心，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则能享受到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便利。
商业繁荣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也让商人阶层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为规范市场运行标准，尽可能地保障普通百姓的私有财产利益，出台经济法律并以此约束贸易行为就成了宋朝政府的当务之急。
思想文化
经济立法的诞生与空前活跃的经济思想存在必然联系。北宋知名哲学家李觏指出：
“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
由此可见，为追求财富而开展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受到宋人广泛认同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礼义产生的基础，因为只有推动商业经营活动发展，才能带动国家走向繁荣。
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中也不难看出，重商的经济思想已经在宋代上流阶层中获得了广泛认同。范仲淹主张放开对商业的种种限制，给予从商者更高的社会地位并借助商业的推动作用来提升国家实力；而王安石则希望通过对经济和财政的全方位控制来实现“富国”的终极目标。
从这些颇具“前瞻性”的经济思想便不难看出，推动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官方的“任务”之一，而只有为商业繁荣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才能让国家走上稳定富裕的发展道路。
总的来说，经济立法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政策导向存在必然联系；正是因为商人阶层日益壮大，贸易活动也向着扩大化和常态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国家才需要制定行业规范来保障官方和普通民众的权益，让商业向着有利于国家强盛的方向发展。
二：宋代经济立法的三大体系内容
为强化巩固中央集权，宋朝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以“重刑轻民”为核心思想的法律体系并将刑事手段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
作为宋代的国朝大典，《宋刑统》在继承了唐律思想的同时也对刑事法律制度、民事律条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完善，并对税收、私有财产继承、不正当得利等经济问题进行了详尽规定，以此奠定了宋代的经济立法基础。
从法规内容上看，宋代经济立法可以分为三个大类。
市场管理法规
随着坊市间隔被打破，商品经济在宋代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作为贸易场所的“市场”也成为了官方的重点关注对象；市场管理类法律制定的初衷在于约束贸易行为和调控物价度量衡，以此确保交易行为的公平合理。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两宋时期已经有专门管理市场贸易活动的机构了；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这类机构中不仅有官方指派的监官和提举官，也有熟悉贸易流程的京师行铺和牙人负责货物买卖的具体操作，这种官方与业内“强强联合”的工作模式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市易法的可行性，而“契书金银抵当”的担保条例，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官方在贸易活动中承担的风险。
为减少恶意竞争情况的发生，让大小商人和外来商贾都能在相对可控的物价环境中开展贸易活动，宋朝政府还就“市价不平”问题出台了法案。
据《宋刑统·杂律》记载：
“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从赃论；入己论、以盗论。诸卖买不和而较固取者，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
由此可见，市场管理法规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贸易活动的公平性，让各地经济能处在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而这也是促进经济大环境良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禁榷法规
禁榷制度是重刑主义传统与宋代法律结合而成的产物，也是最能代表官方在商品市场中权威性的制度。作为一种官营专卖下的“市场垄断”行为，禁榷制度不仅是宋朝国库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也是统治阶级“重农抑商”思想的体现。
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宋朝，禁榷之法主要适用于盐、酒、茶叶等产品和对外贸易领域；由于官方对这类商品的管控极其严格，所以民间商人几乎没有在上述领域中谋利的空间，而一度盛行的民间走私活动也在官方的“死刑”震慑下变得寸步难行。
禁榷制度的产生既与部分商品的特殊性有关，也与国家对商品经济的管控思路有关；一如影视剧中常见的倒卖私盐行为，就是宋初制定的《官盐阑入法》中明确禁止的。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宋代，以官运官销模式对可以作为战备物资的盐进行管控，也是统治阶级稳固政权的一种手段。
除了对盐、茶等高利润商品进行管控外，宋朝政府还在战事频发的北方边境地区设置了专门与西夏、金、辽等国互市贸易的榷场，以此严格控制重要物资外流，避免走私行为给边境安全造成隐患。
市舶法规
宋代的市舶法，即海舶法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成文外贸法规了。作为一类专门监管“舶来品”的法律，市舶法严格规定了对外贸易活动的主体，将绝大部分对外贸易都置于国家的组织和监管之下，以此确保海上贸易活动的公平性和安全性；而加强对出入境商船的管理，对违禁品做出严格规定也是宋朝政府保障本国利益的有效手段。
在“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的思想指导下，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一直持鼓励支持态度；但在管理细则方面，官方却并未有所放松。与今天的海关类似，宋朝政府会在专门接纳外国商船的港口进行出入境检查，而即便是拿到了官方“销售许可证”的外来船只也只能在指定区域范围内进行贸易活动。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宋朝本土经济的“安全”，也让官方得以从“进口关税”中大赚一笔。
就经济立法的内容而言，宋朝政府的初衷还是在保障国家稳定的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的；因为不论是约束贸易主体还是对贸易行为设限，都是为了最大化政府利益，避免经济活动上升至政治高度给官方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
三、经济立法对宋朝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内容详实、条例丰富的宋代经济立法是在漫长的发展补充后逐步完善起来的；为了适应向繁荣化、扩大化方向发展的商业手工业，宋朝政府不断充实着法律条款的内容，并通过官方“支持”的方式带动国家经济发展。而经济立法的不断完善也对宋朝社会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重商风气的兴起和“新阶层”的诞生
眼见着商品经济繁荣带来的诸多便利，不论是宋朝政府还是普通百姓都对商业有了全新的观感；对一部分文人来说，“学而优则仕”已经不是他们唯一的价值取向了，因为即便是位极人臣的高官也不会拒绝从商谋利，而加入“工商业”的读书人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要知道，在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宋朝，“士农工商”四民之外还诞生了一个“新阶级”；这一阶级由新兴官僚、小地主和商人组成，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门阀出身，却凭着务实的态度和高涨的参政热情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新阶级”将工商业提升到了与农业同等重要的高度，并以更前卫的态度对待财富，主张借助财富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让经济成为国家背后的支柱。
推动法律思想向“权利本位”方向转变
宋代以前，法律设立的初衷在于维护不同阶层人士的等级和社会秩序，强调遵循礼制给统治者带来的种种好处；到了宋代，经济立法的完善则让个体“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让平民和官员都有机会捍卫个人利益。
商品经济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义务”导向而是“权利”导向了；一如“不以言罪人”的规定给予了文人士大夫更多直抒胸臆的机会一样；宋代经济法中对私有财产做出的相关规定，也让财产转让、继承等棘手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这种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市民权益的立法模式起到了稳定社会局势的作用，让人们不用再为权益受损而担心，也让“平权意识”逐步深入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奠定宋代商业繁荣发展的基础
经济立法规范了宋代的商贸行为，让商品经济得以在宽松有序的环境下进行。随着商人群体日益壮大，经济立法不仅保障了从商者的私有财产安全，也让国家和市民能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双赢。
事实上，如果没有了经济立法的规范和幕后支持，宋代的商业活动根本不可能向着稳定繁荣的方向发展，因为缺乏管理会让贸易市场走向混乱，而一些投机谋利，搅乱市场秩序的恶意竞争行为也会对政局稳定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小结
对掌握了财富密码的宋人来说，经济立法的演变让宋朝开始向着贸易繁荣的方向前进了；这套以《宋刑统》为发端，随着商贸繁荣而不断完善的经济立法体系充分展现了赵氏皇族“自立一王法”的统治精神，而宋代的商品贸易也在法律的保驾护航之下成为了稳固国家政权的支柱。
参考文献：
《宋会要》
《宋刑统》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