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西行记：“悟空”形象的西域传播与演变
悟空西行记：“悟空”形象的西域传播与演变
2024年8月20日，备受瞩目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正式上线。该游戏凭借其对中国经典神话《西游记》的重新演绎，再度引发全球关注。本次游戏主角孙悟空，一只勇敢无畏且战无不胜的神猴，随同游戏的爆火走上了国际舞台。
该游戏以《西游记》的情节线为蓝本，讲述了孙悟空从花果山修炼成仙，欲荣归故里，不料触怒天庭，被封印至顽石之中。花果山上一只猴孙重走斩妖除魔的西行之路，只为获得六根，解放齐天大圣。游戏选择孙悟空作为玩家角色，既象征无名英雄，又代表独立个体，每位玩家都能体验到独一无二的西行之旅。这次，孙悟空不再只是唐僧的护法，而是自成主角，书写新悟空神话。
《西游记》中的“西方”，一方面源于玄奘法师赴天竺求法的真实历史事件，特指佛教发源地古印度；另一方面，在小说的背景设定中，“西方”不仅是地理概念，更象征着佛教的理想国度。唐僧师徒四人历经艰辛前往“西方”，象征着他们追求真理与智慧的漫长旅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及“世界文学”的视角下，《西游记》和“悟空”的故事逐渐传播至欧美地区，成为了值得关注的话题。
尽管西方人对孙悟空的认知来自于《西游记》，然而通过汉学家与艺术家的编译、吸收和再创作，“悟空”已经发展成为脱离原文的独立文化符号。“悟空”形象在西方的流传以及从《西游记》文本中的孙悟空角色演变成独立的“悟空”形象，反映了西方人理解和构建中国文化的多元途径，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互鉴的生动体现。
孙悟空主角化
英美传教士开《西游记》译介先河，艾约瑟、伟烈亚力及明恩溥都在各自作品中提及《西游记》，但关注焦点均在于玄奘取经，而非主角孙悟空。1880年，翟里斯出版《聊斋志异》选译本，收录蒲松龄所创两则西游故事，虽非原版翻译，却开启了西游故事的外译之路。然而，翟里斯仅选《西僧》和《刘全》两篇，遗漏了以孙悟空为主角的《齐天大圣》。在此期间，孙悟空在英译本中的地位或被忽视，或仅作为配角出现，唯有G·泰勒在《中国评论》连载的前二十回译文中涉及了以孙悟空为中心的选段。总的来说，这段时间内外国人对孙悟空的关注度较低。
1913年，李提摩太的《西游记》英译本问世，成为首部完整的西游英译本。李提摩太的翻译侧重于佛教蕴含，且掺杂个人信仰，因此孙悟空在其版本中仅是配角。西方汉学对玄奘西行兴趣浓厚，因此孙悟空的情节只能在这一框架下开展，导致孙悟空的关注度在19世纪后半期仍受到冷落。
20世纪初，德国汉学迅速崛起，追赶欧美学术步伐，《西游记》在德国开始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包括传教士和民俗学家在内的在华德人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亲身体验中国民间文化，引领《西游记》在德国的普及，为这一神话传说赋予新面貌。
1914年，迪德里希斯出版社推出卫礼贤汇编的《中国民间故事》，总共收录100篇精选文章，按主题分为8章节。其中有四篇关于《西游记》的故事，包括《杨二郎》、《哪吒》、《扬子江畔的和尚》以及《猴子孙悟空》。这部书籍的篇目数量与《西游记》的回数相同，而《猴子孙悟空》作为最后压轴第100篇登场，无论是篇幅还是故事连贯性都是该书着墨最重的部分，体现了作者对此篇故事的重视。在序言中，卫礼贤表示：“第100篇海纳了各式主题，堪称巨作。”相较于前人对玄奘西行的关注，卫礼贤更加青睐孙悟空。他突破传统，以孙悟空为主角编译文本，长达50页的内容描述了孙悟空从石猴出世到跟随玄奘西行取经的历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孙悟空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的《中国民间故事》计划深受翟里斯影响。早在1910年10月，卫礼贤便向迪德里希斯提出翻译出版《西游记》的计划，并推荐当时任职于德华大学的雷兴共同参与。信件结尾，卫礼贤建议迪德里希斯阅读翟里斯的《聊斋志异》选译，并暗示自己也有编译一本更优秀的中国故事集的打算。翟里斯删减了《齐天大圣》，而卫礼贤则着重编写孙悟空的故事，这可能是他认为能够超越翟里斯的神来之笔。尽管《猴子孙悟空》仍然依附于《西游记》原文，但卫礼贤似乎有意将孙悟空塑造成主角，这与其在华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卫礼贤于1913年4月成功编纂《中国民间故事》，此时他已在中国生活14年，对山东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山东各地素有敬猴神之传统，地方文史资料均有记载。因此，他对孙悟空神话产生浓厚兴趣并不奇怪。他在1900年的汇报中详细记录了高密义和团拳民通过特殊仪式召唤神仙，祈求在战斗中无敌。特别提到拳民们在拜天时念诵密咒：“唐僧沙僧八戒悟空，任一仙，附我身。”这或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游记》和孙悟空。尽管当时他的中文水平无法直接阅读原著，但这种独特的仪式却使他对孙悟空留下深刻印象。
同时期在山东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薛田资也有相似记录。他在1907年的著作《鲁南风俗志》中提到了山东地区的“请猴子”求平安的习俗。他将此猴视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手持金箍棒，拥有神力，精通三十六变，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薛田资的描述是德语文献中最早对孙悟空的描绘，他并非从玄奘西行中认识孙悟空，而是先了解了作为民间崇拜对象的孙悟空。通过这种地方仪式，孙悟空作为驱邪扶正的神猴进入了德国人的视线。
美国著名德裔收藏家劳费尔在20世纪初收集了大量中国民间戏剧艺术品，其中包括山东傀儡戏中的孙悟空木偶。此外，许多山东人从事耍猴戏行业。据记载，“弄猴为戏，春秋时已有之，今仍不废。弄猴者，多山东及江北人。”在乡间舞台上演出的戏剧等形式走进大众视野，推动着猴形象在山东的流传，从而有助于孙悟空角色的分离和凸显。赋有神话色彩的孙悟空在戏剧艺术的渲染下更添魅力，进而吸引了在华西方人士的目光。
当然，西方对孙悟空的关注也催生了中国戏曲领域的“悟空造星运动”。据学者研究，以孙猴子为核心的悟空戏（又名大圣戏、猴戏）自咸同光宣时期开始出现，并在民国时期达到巅峰。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在华西方人士是否观看过悟空戏，但这种流行文化现象无疑提高了孙悟空的流量和曝光度。因此，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民俗和流行文化都是孙悟空角色塑造的重要推手。
“悟空”变形记
移除《西游记》西译中“悟空”尚未确证的西方形象因素后，回到其作为中国角色的本真，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猴的想象可追溯到18世纪初的法国，带有中国风的“猴戏图”成为洛可可艺术的特殊图式。这些图形描绘了穿着时髦服装的中国猴手握东方珍贵物品，看起来既机灵又飘逸，犹如神灵般充满异国情调。虽然当时《大唐西域记》尚未传至欧洲，更不用说《西游记》的西译，但这种图像无疑为百年后孙悟空的西行奠定了基础，使“猴子与中国的风格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早期英美的西游译本和介绍中，仅有乔治·甘霖和李提摩太的版本附带了“悟空”形象的插图，这些图样均取自上海广百宋斋的《绘图增像西游记》。由于孙悟空并非他们作品的主角，所以书中展示的孙悟空形象是中国画工笔下传统的齐天大圣形象，没有任何修改或再创作的痕迹。
当我们关注以孙悟空为主角的编译文本时，“悟空”的形象已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融入了译者个人的想象力。卫礼贤在《猴子孙悟空》注释中描述孙悟空之形：“猴是心的象征，……小说中的猴子让人联想到哈努曼，那位喇嘛的旅伴。……它的名字‘悟空’，即是涅槃觉醒之意。”哈努曼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神，聪明勇敢，帮助罗摩解救出妻子悉多。
可能受到欧洲洛可可时期猴与东方的影响，或者是神学教育背景的熏陶，卫礼贤将孙悟空这只中国猢狲与印度猴神联系起来。然而，从卫礼贤的表述来看，这只是他的主观臆断，并未经过验证。但这一观点却揭示了卫礼贤对孙悟空形象的描绘：它应该像印度神猴那样腾云驾雾，无所不能，兽性减弱，神性与灵性增强。十年后，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就孙悟空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辩论。卫礼贤的朋友胡适持同样观点，认为《西游记》中的猴行者源于印度猴神哈努曼乃舶来品。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他的观点受到钢和泰的启发，这一推断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依据。尽管无法确定胡、卫二人是否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但他们对此观点的共识确实却是事实，也为爬梳西人对孙悟空的想象和描摹提供案例。在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卫礼贤所描绘的孙悟空更接近于融汇中西知见与智慧的西游世界的集合体。
1923年，德国画家菲利克斯·梅泽克以卫礼贤译介的《猴子孙悟空》为蓝本，创作了版画图册《猴子孙悟空》，以此视觉方式解读孙行者的故事情节。虽然这幅作品参考了卫礼贤的版本，但梅泽克画出的猴王悟空形象与其设想存在很大差异。他笔下的悟空舍弃了印度猴神的神圣部分，更多展现的是原始的动物特性，失去了齐天大圣的神秘风采。分析原因可知，梅泽克的身份主要是职业画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入，因此他的创作更多是基于自己对猿猴的刻板印象：将孙悟空视为与魔鬼结盟的恶灵。这使得悟空在与中国文化割裂后，被强行融入西方文化环境中，齐天大圣形象逐渐转变为野蛮而凶狠的猛兽。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的《猴》是西游故事的重要节译本，出版于1942年。该书以猴行者为主线，强调了孙悟空的英雄气概和戏剧冲突，使其成为故事的核心角色。与卫礼贤相似，韦利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学者保持着紧密联系。他在翻译过程中，恰逢齐天大圣在中西学术界及流行文化中的地位提升，此时正值悟空戏的繁荣时期，关于孙猴子的讨论也异常热烈。韦利的翻译策略正是为了迎合这种趋势。
五年后，该书德文版问世，瑞士女艺术家乔吉特·博纳负责绘制插图并参与翻译工作。与梅泽克的创作理念不同，博纳笔下的悟空回归到了神猴的形象。据考证，博纳在1939至1940年间开始绘制《猴》的插图时，就积极争取到译本作图的机会，显示出她对整本书内容的深入理解。此外，她曾访问印度，对猴神哈努曼的传说有一定了解，这些经历也可能影响了她对于“悟空”形象的描绘。另外，博纳的插图风格带有明显的日本特色，例如她画中的浪花与浮世绘非常相似。她曾在1924年赴维也纳学习艺术，对当时流行的分离派艺术应该有所接触，这可能是她的西游插画融入日本元素的原因。博纳的插图得到了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赞赏，他在该书出版之际特意给博纳写信，称赞她的中国风插图极具个性。值得注意的是，博纳的德文译本在1961年再次发行，卫礼贤之子、汉学家卫德明为此撰写了后记。从卫礼贤到博纳，“悟空”形象在两代人的手中不断变异。
在众多先驱学者的努力下，孙悟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走入西方世界的舞台。无论是西方的翻译版本或插画作品，孙悟空的形象皆如他那神通一般经历了七十二变。而西方作家和艺术家也借用孙悟空，探索不同时期的流行文化，创造独立于《西游记》之外的新故事，塑造出多元的"孙悟空"形象。2011年，赵权勇编撰的图册《72变：孙悟空概念设定艺术》问世，收录了十多位西方艺术家的孙悟空设计作品。这些作品融合了西方文化元素，却又不失传统，展现了跨文化的魅力。同年，德国汉堡的舒贝格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猴子孙悟空”的艺术展，展示了梅泽克的插图、中国艺术家的水墨悟空图、孙悟空铜像以及孙悟空京剧立牌等多种形式的孙悟空形象。各式的孙悟空形象齐聚一堂，悟空西行，一路遇见别样的自己。
尽管西方对孙悟空的认识源于《西游记》，但在汉学家和艺术家的解读、吸收及再创作后，孙悟空逐渐脱离原著，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化象征。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构建方式，也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交流与互动中所产生的复杂关系。
在《西游记》初传入西方之际，孙悟空并非故事的主角。英美的传教士如艾约瑟、伟烈亚力和明恩溥等人更注重玄奘取经的宗教含义，对孙悟空的描绘相对较少。直至1913年，李提摩太完成了首部完整的《西游记》英译本，但孙悟空在其中仅为配角。
然而，自20世纪起，德国汉学界蓬勃发展，孙悟空逐渐受到重视。卫礼贤在1914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中，将孙悟空作为主角进行编译，极大地提高了他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亦是“孙悟空主角化”的重要节点。这一转变与卫礼贤在山东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山东地区对孙悟空的民间崇拜和戏剧表演使得"悟空"形象在西方学者中逐渐独立，甚至成为主角。与此同时，中国戏曲界的"悟空造星运动"也推动了"悟空"形象的广泛传播，使之成为东西方文化共同关注的话题。
西方对中国猴子的想象源自17世纪末法国洛可可艺术中的"猴戏图"，这些图像奠定了后来"悟空"形象的基础。早期英美传教士的《西游记》译本中，"悟空"形象被简单复制，缺乏创新。随着以孙悟空为主角的译本出现，译者们开始发挥想象力，如卫礼贤将孙悟空与印度猴神哈努曼相联系，赋予其更多神性。西方艺术家对孙悟空的描绘各具特色，有的强调其野性，有的则赋予其英雄特质，充分展现了"悟空"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多样性和演变历程。
在百年前，悟空戏凭借其独特性备受欢迎，孙悟空脱离原著《西游记》，以全新角色加入晚清民国戏曲舞台。现如今，游戏作为新兴媒体，以《黑神话：悟空》的走红引领新时代的"悟空热"，并承载着文化出海的重任。借助这部作品，"悟空"形象得以重新塑造和提升。《黑神话：悟空》以《西游记》为背景，将孙悟空塑造成战神，降妖除魔，极大地丰富了"悟空"形象的内涵。同时，悟空神话对《西游记》产生积极影响，使得该书再次畅销海外。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悟空"形象将会通过新的文化载体，不断突破时空界限，续写属于自己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