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解读：政权更迭与民族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解读：政权更迭与民族融合
四、时代特色
本时期的时代特色总体来说用两句话概括：北方政权林立，南方政权交替频繁；北方民族融合，南方经济开发。除了政治混乱，其他两个是有利于时代发展的。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政治混乱，也就不会有“五胡乱华”民族大融合的机会，没有政治混乱，就不会有北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去南方打拼的故事。所以能够在历史占有重要位置的，一定是对历史车轮前进有贡献。
（一)北方政权林立
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大体上是五个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且每个民族都不是统一的整体，所以在西晋灭亡的权力真空时期，几乎每个民族都建立了不止一个政权。
初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上建立政权的马背民族，不知道如何驾驭这片农耕地区，所以走了很多弯路。这些弯路，包括在政治上不知如何去驾驭下官，在经济上不知该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以及在社会上不知爱护子民（没有把自己从敌对的位置转换到家长上）。
所以十六国的政权，大多是弱小、笨拙且残酷的。他们只知道互相征伐，劫掠民财为军饷。十六国时期的北方，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生活得十分艰难。所以这时期的北方是很凄惨的场面，但废墟里也是有着鲜花，那就是前秦苻坚为了调解胡汉关系所做的努力，虽然效果不大，但也让民族融合的过程变得更温和些。
北方政权林立的局面，要靠聪明人破局。这个聪明人就是北魏的统治者们，在基本统一了北方后，为了不再重蹈苻坚的覆辙，孝文帝决定要彻底地进行汉化改革，以完全融合胡汉分歧为手段，实现王朝封建化的目的（顺逆潮流端已讲过重要性）。经过领导人的大力推行，北魏治下的社会，胡汉分歧大大减小，汉人学会骑马牧羊，鲜卑人也能抡起锄头去种庄稼。改姓，通婚，说汉语，成为北朝时尚。
北朝的民族关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民族融合程度也大大加深。可以说经过北魏的努力，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彻底汉化，这个时期的民族融合任务基本完成，给统治者带来的回报是十六国政权林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二）南方政权更迭频繁
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少有长寿的王朝，东晋一百多年的国祚算是很罕见了。
不说北朝北魏东西魏、北齐周的乱糟糟，单说南朝两百来年四个王朝的历史就够短命的了。南朝四家为何如此短命？前文说过，是因为西晋留下的bug无解，短时间内，统治者无法自破牢笼。
但南朝的更迭不同于北方的林立，除了梁时的混乱株连百姓，其他三个朝代还是相对比较干脆利索的，改朝换代的效率极高，都没有对社会产生较大的破坏。所以南朝政权虽然短命频换，但倒霉的也只是少数统治阶层。百姓的生产生活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很安定的。
（三）北方民族融合
这段内容在上两个板块都有涉及，这里只是补充一下。
民族融合的领域是多方面的：
在生产生活和文化上，没有先进和落后分别，所以是互相学习，少数民族学会种地，汉族学会放羊，等等。
在政治上，汉族找到了自己的主场，汉人用五百年琢磨明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封建制度，是统治农耕地区的最好用工具。少数民族政权也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前秦苻坚和北魏孝文帝），并酌情使用。
再长的旅程都有终点。经过人民和统治者的不断努力，胡汉观念趋于淡薄，民族隔阂和偏见逐渐减少，最终都汇流到华夏民族中去。
（四）江南经济开发
文明发芽的时候，中华大地上其实是多线发展：四川盆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这些文明的种子竞相成长。但史前岁月太过漫长，遇到的大自然考验太多，最终只有黄河流域的文化茁壮成长来，在不断地流动下，其他地区的文化要么萎缩（长江流域），要么消失（四川盆地三星堆），都被吸收到中原文化中。
在秦汉时，中原政权将控制力扩展到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比今天的中国行政疆域更广）。而农耕文明的个体特点是安土重迁，所以想让人民去新开拓地区繁衍发展，是非常难的。
让一个人离开其常住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釜底抽薪——让其在原地待不下去。
东汉末年的连年战争，百姓流离失所，于是曹操趁机招募流民去新征服的边境种地（屯田），护边务农两不误。
西晋开始以后，统治者昏庸无能，诸侯作乱，外族入侵，百姓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故土。因为气候变得寒冷，习惯种地的中原人只好往南方去。尤其是过了长江，那里地广人稀，可以安心地抡锄头，不用担心地主来兼并，衙门来收税，军匪来打劫。西晋后期的北人南迁是自发的，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且南方多水泽深林，弥漫着于人有害的瘴气，所以初期的江南开发是比较艰难的。
东晋建立以后，在政府的示范下更多的中原人纷纷南下。统治者必须善待百姓、发展农业，才能让政权稳定。于是东晋以及之后的南朝的历任统治者，大多执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助农政策。
通过西汉初期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封建时代最具生命力的经济形式，政府只要不干预，就会发展起来，政府能够对其扶持的话，会发展得更好。所以东晋和南朝的两百年中，江南的农业有了突出的进步，这其中有中原人带去的劳动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缘故，也有政府扶持、环境安定、气候土壤适宜等因素。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连带着发展起来。
那么江南经济开发到何种程度？这时期江南就比北方富裕了吗？
还没有。
北方作为两千多年政治、经济中心，即使是受到马蹄践踏，也还有着雄厚的基础。百年间的荒废，受伤的只是人民，土地却因此得到了休息。
并且，聪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很快学会了强大之道——汉化，这当然包括鼓励农业生产。所以，在南方经济大开发的时候，北方也没有一直闲着，北方的农业在逐渐恢复并发展。但是，其规模还是不如从前，毕竟最精通种地的资深农民大多跑南方去了。所以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南方经济和北方经济的差距只是缩小了一些。
在这之后的千年里，偶尔就会有少数民族南下作乱，也有政权内部的激烈斗争。知道了可以去去南方躲难的中原人，每逢战乱就往南走。大概经过三次迁移（两晋，唐安史之乱，南宋），南方经济终于超过了北方，中国经济重心正式转移到南方。而且在以后的时间里，南方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有“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语。
经济所在，也是人文所在，所以江南多才子。尤其是江浙一带，在明清的多次科举中，如果单从成绩看，优秀学子多是出在这一带。为了平衡，后世统治者不得不将南北方分两张试卷考试。
五、科技文化
这一板块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类。
还要知道的是，时代成就英雄，历史也成就文化。每个时代的文化特色都是因其时代的需要：商周的甲骨文，是为了满足商周军政大事仰仗占卜而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为了满足各国统治者争雄的需要；《史记》这样三千年通史的出现，契合了汉武帝大一统的政策；东汉末年佛道兴盛，是为了满足乱世人民排解痛苦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学出现这样的成就（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是因为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不懂农业生产，需要有理论指导。而祖冲之编写的《大明历》更是指导农时的重要根据，至于圆周率，那是编写《大明历》所需要的知识——数学的一个贡献。
不止自然领域，人文领域也遵循这样的规律。这主要体现在绘画上。
绘画大概可以分为两派：
一是满足下层民众宗教需求的宗教画。为什么说满足下层民众需求？因为下层民众从东汉末年就饱受战乱，需要佛教这样的精神寄托。但万恶的封建社会里，识字是很难得的，所以下层民众了解佛教的最好方式就是看画。当然，雕像（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盛行也由此原因。
二是满足士大夫需求的山水画。世家大族的文人们，从生到死都衣食无忧。这样的闲人分两种，低级一点的去吃五石散，赌博玩闹，高级一些的就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有的人去写诗，有的人去写字（王羲之，有的人去习武，有的人去唱歌，有的人去参禅……当然也有的人去画画。去画画的这群人，要在画里体现出自己超脱的，所以写意、体现文人风骨的山水画就诞生了。
当然除了山水和宗教，也有别的绘画主题的，如以画美女出名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
科技文化聊几句就到这里。文章最后，我想扩展一下去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什么那么期待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并没有讲到你们的兴奋点。不是我不能，是不想。
所谓的魏晋风流，是少数世家大族的风流，百分之九十的这时期的人们，过着的是水深火热的日子，就像之前说得那样。魏晋南北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说白了就是没有把土地从门阀士族手里拿回来还给百姓。
这几百年中，北方人民受着大小政权的战火肆虐，生死难料；南方人民虽然少战乱之苦，但受着门阀和朝廷的双重盘剥。即使是朝廷，也不好过：朝廷的财政要靠门阀士族的施舍，满殿的朝臣都是门阀中人，政府无论做什么决策，都要把门阀士族的利益放在最前。
这样的环境下，王朝难以强大，只能偏安东南，人民勉强温饱。现在我们听说的魏晋南北朝那些风流雅士，都是门阀士族的生活。他们中无论是书圣王羲之，还是其他名人，都是生在富贵窝里悠闲之下进行的进化。
而且这些所谓超脱名利的精神名士，他们本身就不缺名士。一群吃饱喝足之人在那阳春白雪，很难激起我们的共鸣。若是所有人不愁吃穿和未来，这世界上将会有数不胜数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所以当你憧憬着回到南北朝做一回“真名士自风流”时，你要当心，你成为农奴或马蹄下的亡魂的概率更大。就算你侥幸成为门阀士族里的人。善良的你，无法做到关起门不管门外苦难，自娱自乐。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名士很多活得很痛苦（阮籍穷途之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