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作恶征战时，普通德国人在思考什么？
纳粹作恶征战时，普通德国人在思考什么？
美国历史学家、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历史教授彼得·弗里切所著的《第三帝国的生与死》一书，主要展现1933年到1945年纳粹上台的13年里，普通德国人政治态度的演变。
这种态度总体来说很矛盾。书作者指出，普通德国人一开始对于作为意识形态和行动方式的纳粹非常鄙视，却逐渐、不断强化了对纳粹领导下的第三帝国的支持，因为看上去纳粹领导下，让德国洗刷了《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国家耻辱，并通过工业崛起和军事重建恢复了德国的强国地位。考虑到希特勒在苏台德区等问题上向英法展开的外交讹诈，领土、人口等资源让德国国家成为主要受益者，因此，德国人至少没有表现出不满。
对于犹太人以及后来成为德国战争对手的国家，比如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德国人并没有像纳粹预设的那样仇视。这也就是为什么纳粹为了在德国建设所谓的单一种族社会，一方面要借助工业建设成就、充分广泛就业以及外交胜利，来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则必须致力于精心的意识形态方案，让德国民众从默许犹太人被驱赶、被压制、被劫掠，发展到听信哪怕一部分谎言，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从而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帮凶。
即便如此，当纳粹挑起对波兰的战争，之后转攻法国、英国、苏联，仍然让普通德国人感到惊心。彼得·弗里切指出，二战发展到中后期，纳粹在波兰广泛建立集中营屠戮犹太人的丑闻，以及德国军队在苏联战场上不断溃败的消息不可避免传回德国，这产生了两重影响，一方面使得德国人发起战争的道德优越感破灭；但另一方面也让许多德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必将因纳粹主导、大量德国人参与的罪行而被清算，担忧犹太人和苏联公民的悲惨遭遇也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反而干脆强化了战斗意志。
彼得·弗里切撰写这本《第三帝国的生与死》，在认真研究权威史料的同时，也大量采集了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的信件和日记，借此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恐惧、渴望和内心的想法。尤其是当普通德国人目睹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举家被关押，乃至被粗鲁凶暴地填杀在集中营的万人坑等消息，又是以怎样的自我安慰、侥幸心理和回避主义来逃脱良知的谴责，并变得对暴行视若无睹，这一心理现象并没有因为二战结束而消失。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制造了的杀戮暴行，乃至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曝出的虐囚丑闻，也都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样，苏联曾经实施过的清洗、囚禁和监视，不仅当时，而且后来，也有许多人牵强地为之辩护。
《第三帝国的生与死》开篇指出，纳粹通过政治强力诱导、迫使、规范德国民众以特定礼仪向希特勒行礼，换来的其实仅仅是勉强服从。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时，不在少数的德国民众对此表达了反感，而这种态度确实随着纳粹一遍又一遍的谎言重复而得以弱化。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是纳粹的政敌。书中叙述了该党基层成员在纳粹引领德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后如何逐渐开展自我思想调整，适应纳粹的主张，接纳纳粹的观念，这使得纳粹的外交讹诈和内政政策在相当程度上赢得了德国民众的高度拥护。包括那些因为纳粹成员日常做派而有所反感的民众，确实也曾“热情地憧憬举国团结的前景，将自己对美好、富裕生活的期望与新秩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也是《第三帝国的生与死》一书作者自己也承认的，会引发德国民众不安的重要观点：在战争结束前，至少许多政策范围内，“大多数德国人全心支持纳粹”，而不是很多研究者会采取的二分法，即所谓将德国民众与纳粹势力截然分开。这也意味着，德国民众在1933-1945年，即便保留了“由历史或情感原因形成的对传统的保守价值观、社会民主党、宗教团体的忠诚”，却仍然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和情感而认同纳粹复兴德国的做法，哪怕这些做法是以挑衅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开战，以及迫害犹太人为代价。
还要看到，正是因为纳粹精心编排了许多政治、艺术、体育、文化活动，并制造出举国拥戴的场面，所以依然反对纳粹的人们（相比过去本来就要少得多）其实倍感孤立，还会生发自我怀疑。书中谈到了纳粹通过广播节目和电影作品搭建民族共同体，促进团体的种种举措，而这些节目、作品通常很少直接提及纳粹的政治主张，而是夹杂在德国民族走向团结复兴的口号之中。
纳粹是高度精英的政治行动团体。甚至而言，这一团体完全吃透了民意获得与行动依附的真谛所在。《第三帝国的生与死》书中指出，纳粹时代的志愿体系很庞大，鼓励民众乃至青少年加入其中，通过其良好表现来为德国国家、社会作出贡献。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此举要比强制民众参加特定目的的活动，更能激发民众的认同。纳粹还鼓励德国民众捐款捐物以支持征服事业，并为捐助者发放奖章，这些都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潜移默化促使民众接纳纳粹主张的作用。
在上述举措基础上，纳粹推出的血统证书（“帮助”德国民众证明自己的雅利安血统），也就相当容易地被民众接纳。这其实起到了强化民族和国家认同，以及孤立犹太族群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项举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开展。《第三帝国的生与死》书中指出，纳粹在德国制造出了雅利安思维，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并通过集体营等方式规训、改造、塑造“新公民”，让民众变成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满足纳粹政策需要的工具。这种规训、改造、塑造如此有效，以至于那些曾经反感犹太迫害政策的人们，也逐渐认同了这类政策。
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样，战争进入中后期，因为战场前线与后方通信的保持，还有相当数量的德国军士因伤因残返回后方休养，纳粹驱使德军在前线实施的各种暴行，以及纳粹当局在占领区推行的兽行，这类信息逐渐零碎地拼凑成了很接近事情真相的信息。再加上1943年-1945年越来越剧烈的盟军空袭，这让德国民众感到巨大不安，却主要是因为德国战场局势陷入巨大窘境，因而担忧自己受到“对等报复”，所以决心更加坚决地与盟军作战。不仅如此，德国民众还因为空袭造成了自己财产的损失，所以更加积极地参加对犹太人财产的各种拍卖，这带有相当程度的泄愤心理（认为空袭是因为主导了美英俄政府的犹太人势力发起的）。
本文原文来自搜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