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袖善舞还是两面三刀，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苏联的外交风云
长袖善舞还是两面三刀，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苏联的外交风云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和美国第一次正面交锋，历时长达四年之久，将成千上万的民众拖入了无边的痛苦深渊之中。无论是珍珠港中的战火，还是长崎、广岛上空的蘑菇云，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痕。外交作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和美国在这一领域早已经有了好几个回合的争斗与交锋。但是，一直雄踞北方的军事强国苏联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外交场合中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不仅在太平洋战争前和日本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而且日本也在太平洋战争中一直保持了与苏联的和平关系，放弃了原本打算进攻苏联的计划。太平洋战场厮杀正酣，外交领域中的合纵连横更是波诡云谲。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日俄战争后，日本确立了以俄国为假想敌国的国防方针。随着沙皇俄国的崩溃和苏俄的建立，日本开始调整其军事外交方针，将美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并试图缓和与苏俄之间的关系。
1931年，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前半个月，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就曾经前往苏联伯力、赤塔等地，与苏联外交部门秘密会面，目的就是寻求苏联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的谅解。而从苏联在日本入侵后的不干涉政策上看来，双方应该是达成了共识。
1936年，重光葵担任日本驻苏联大使，当时日本由于已经和德国、意大利达成了三国协定，军内出现了“北进”攻打苏联的呼声。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可以视为是这种情绪的一次爆发，据资料记载日本大本营认为：
“在这样狭窄的地带，无法出动大批军队，因而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整个师团覆灭也无关紧要，这正是向苏联显示日本实力的大好时机”。
但是，日军却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失败，以至于重光葵和当时的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对于战争本身进行了严肃而激烈的争论。最后在谈判桌上重光葵争取到了停战协议，为当时已经伤痕累累的日军留下了最后一丝体面。
这次事件与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直接打击了整个日本军事和外交上的信心，特别是外交领域，无论是重光葵还是后来的东乡茂德大使都开始主动寻求与苏联的缓和。东乡茂德也在任内展开了和苏联达成中立条约的谈判，并且与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开始了直接对话。当时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也开始积极促成日苏关系的改善。据《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
“近卫首相和松冈外相等政府首脑，打算使苏联同三国同盟统一步调，如果可能，还希望把它发展成为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昭和15年(1940年)4月，政府曾起用陆军中将建川美次为驻苏大使，使他担任日苏邦交的调整工作。同年11月20日左右，建川大使寄来了关于当时正和苏联力争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案的报告，谈判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但主要因库页岛北半部的权利问题迟迟不得进展。”
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和苏联关于中立协议甚至同盟问题上已经有了初步的意向，也是在这一基础上，日本和苏联能够于1941年4月正式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和日本之间是否还会出现更深一层的合作也未可知。
从苏联的角度来说，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和平状态对于苏联本身也具有非常强的积极意义。诺门坎战役中，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自身的损失也不小。据资料记载：
“苏军8月20日时发动总攻击，投入坦克524辆，装甲车385辆，压制火炮542门，飞机500架。整个战役苏军有超过7比1的坦克装甲车数量优势，6：1的火炮数量优势，3：1的兵力优势，但伤亡比日军更大。苏军坦克被击毁280多辆，装甲车损失90辆，日军只损失了30多辆战车装甲车。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死亡9703，受伤15251人，生病701人，合计25655人。”
这样的伤亡情况对于一向以陆军自傲的苏联而言是根本无法接受的，他们在这次战争中也意识到了日本陆军的发展和壮大。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向能言善辩的苏联外交天才莫洛托夫才愿意和日本达成一系列协定。而且，在德国法西斯向苏联进攻时期，苏联也一直恪守了《日苏中立条约》，直到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时，苏联才正式对日本宣战。
日本和苏联能够达成外交默契，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
地缘因素：苏联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其政治辐射面积甚至能够涵盖整个亚洲，在东亚的利益和发展势必和当时的日本产生冲突。库页岛，北方四岛和西伯利亚都是二者争端的最直接来源。
外交策略：日本松冈洋右采用的是典型的变色龙策略，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前，他力主《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而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第一时间主张撕毁条约，和德国一道灭亡苏联。这并不是简单地自打耳光，而是狡猾的外交手腕，顺应时局的变化来调整策略。日本与苏联的“中立条约”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利益之约，不涉及到深层次的信仰和理念问题。
苏联国力：当时的苏联刚刚从内部清洗的阴影之中走出，国家的各项力量都有待恢复和重组。诺门坎事件中也有观点认为是因为大清洗之后的年轻军官缺乏经验才会招致苏军的大量伤亡。在此之前，苏联在西伯利亚的部署据日本学者森松俊夫的《日军大本营》记载：
“ 苏军从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春开始构筑坚固的边境阵地，同时迅速增兵。据估计，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六月份远东苏军已有十一个步兵师、二个骑兵师、六百五十辆坦克、五百架飞机，总兵力约二十三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十几艘潜艇。”
如果无法保证和日本相对和平的关系，那么这个数字恐怕还要再增加几倍才能够捍卫西伯利亚漫长的国境线。所以，出于国力的考虑苏联也有必要加强和日本的良好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后，作为德国的盟友，苏联和日本的关系也应当立刻进入战争状态。但是，苏联和日本却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冷静和克制。甚至日本不惜更换当时力主向苏联开战的外相以维护和苏联的关系。在《日军大本营》一书中记录了当时日本出台的《世界形势的变化及时局处理纲要》全文，其中直言：“在迅速解决日中战争的同时，尤其要努力促使国内外形势好转，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为此，要加强同德、意的政治联合，调整对苏邦交，强化国内战时态势，加强战备等，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新政策规定对南方地区诉诸武力，而且还预期把英国作为战争的对手。这种设想，对于过去一心准备对中国作战和对苏防御的陆军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正是这一份《纲要》维持了日苏之间的良好关系，苏联也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机。
由于苏联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后保持了良好关系，致使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不需要防范苏联趁机由日本海进攻日本本土，苏联也没有遭受来自后方的攻击。日本征服东南亚，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制定的各项计划几乎都是围绕着“南进策略”而不断推进。外交领域上，原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的外务大臣，总管外交。在战争后期，日本为了拉拢苏联，甚至考虑向苏联割让部分领土。东乡茂德在后来回忆道：
“如果日本政府不是在失败前夕才考虑归还苏联以前的土地，而是更早一些，如在1943年，那么斯大林对日本的立场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1945年，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结束了两国长久的和平状态。由此可见，外交领域作为军事和政治的延伸，往往无法自行发挥作用和影响。在国际大局的推动之下，外交手段往往是无力的。日苏两国长期的外交风云也影响了盟军审判战犯的进程。在张鼓峰事件中和苏联针锋相对的外交官重光葵，就是在战后苏联的强力坚持下被视为战犯彻底清算。
综上所述，日本和苏联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外交互动。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事件的冲击下，日本进攻苏联的企图被彻底熄灭。出于地缘的考虑和德国人在外交领域的斡旋，日苏两国在1941年达成了《日苏中立条约》。日本甚至还一度计划拉苏联入伙共同瓜分世界。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日本和苏联由于利益的考量延续了一直以来的和平状态。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大局已定，日本众叛亲离，苏联才正式对日本宣战。日本只得在一片断壁残垣之上，饮下了这杯自酿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