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年前外国人眼里重庆是啥模样？杨宇振教授告诉你

141年前外国人眼里重庆是啥模样？杨宇振教授告诉你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携妻子开始了第一次溯江重庆之旅。在这位驾船首航川江的冒险家眼里，旧日重庆是啥模样？他看到的长江三峡又是什么样的景色？5月17日下午，重庆湖广会馆·渝州书院文化讲席邀请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导杨宇振，以《壮游西南和发现重庆——以A·立德1883年之行展开》为主题，讲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两次较大的“壮游西南”和“发现重庆”过程。

一直以来，杨宇振教授致力于城市历史、城市设计、地域建筑和建成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重庆近现代城市历史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讲座中，杨宇振教授以珍贵的晚清至民国时期重庆城的影像、地图和绘画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两次较大的“壮游西南”和“发现重庆”过程展开，列举了第一次在清末以传教士、外国商人、探险者为主；第二次是抗战初期东部各种人进入西南和重庆后，这些外来者以比较的眼光看待西南、重庆与自身所在地区的差异，以及他们留下的大量的文字、图像和影像。

何为称壮游西南？杨教授诠释到：壮游即一种旅游形式，英文为Grand Tour(本词源自法语Le Grand Tour)。“Grand Tour”是指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欧洲贵族子弟进行的一种欧洲传统的旅行。壮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述。”Grand Tour”译为“壮游”一词，典故则来自杜甫的《壮游》一诗。教授认为壮游西南是18世纪以后的地理、人文和社会的发现，是19世纪中后期随着清王朝国门打开的新现象。而这些外来者对重庆的解读，也经历了一个由清末民初——“遥远”的价值相对少而深刻，到抗战时期——“差异”的价值相对多而庞杂的认识过程。

杨教授以独特的视角，介绍了从19世纪中期开始，陆续有许多外来者途径或者驻寓重庆，留下大量文字、图画和照片。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于1846年由成都途经重庆，他在《中华帝国纪行》中写到，“在四川省，重庆是排列在成都府之后的第一流的城市。”他认为“重庆是一个大商业中心，几乎是全国各省商品的集散地”

在古伯察来到重庆15年之后的1861年，英国探险家、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托马斯·布莱基斯顿（1832—1891）组建“扬子江上游考察队”4月28日抵达重庆，在他的《江行五月》一书中说到“在四川省，重庆的政治地位仅次于成都，但却是省内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城市，可与帝国中的任何大城市相提并论”，他认为“重庆在华西的地位就如同汉口之于华中，上海之于沿海以及广州之于华南” 。

1871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来到重庆，他更加关注重庆的物产、产业和地形等，他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写到，“重庆府将建在一个由柔和沉陷的岩石构成的略微崎岖的平地上，该平地像一条舌头延伸在两江—嘉陵江在此汇入长江—之间。”

作为较早进入重庆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1842—1917）于1876年由陆路经过浮图关进城，他的观察视角显然与西方人不同，他《栈云峡雨日记》中描写了一路山地景致，“走数十里，抵重庆府。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蹑蹬而上，百八十余级，始至城门，又九十余级，乃出街上。”

英国人威廉·吉尔（1843—1882）于1877年抵达重庆，重庆迷宫般的道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金沙江》一书中描述“重庆城修得很不规矩，有许多弯弯曲曲的街道，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用'从左边’、'从右边’来表达去任何地方的方向。”这似乎和现在重庆人的方向表述没有什么区别。

澳大利亚人乔治·莫理循（1862—1920）于1894年独自溯江而上来到重庆。他也在《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中提到“重庆市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临近山顶上的高塔把好运带给城里。很多的寺庙、规模宏大的衙门和各式各样的建筑，最美丽的莫过于文庙。”莫理循的书中有很多当时重庆的珍贵照片。

第一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女会员伊莎贝拉·露西·伯德（1831—1904）在1898年来到重庆，她在《扬子江流域及其以远》一书中，对重庆有着女性独有的细致深入的描写，“重庆是中国西部的商业大都会、帝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它的创建者选择把它修建在一个无可拓展的场地上，它的各种仓库、会馆、商行、商店和不管富人还是穷人的住宅都密密实实地挤在长江与其北边的嘉陵江之间的一块倾斜的砂岩半岛上。”

接着，杨教授着重解读了1883年春英国人A·立德穿越三峡一路考察记录，经由一个多月的航程来到重庆，在重庆留下详细和丰富的记录。立德先后3次航行到重庆。第一次是1883年从上海至重庆的航行。第二次是同年从重庆顺流而下返回汉口的航行。第三次是1898年作者率领轮船利川号逆流而上到重庆的航行，这是轮船首航到重庆，后著有《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一书。其游记既具有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的生动描述，又时刻带着中西比较的视角。书中叙述了重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还讨论了一些相关问题，如船民生计、宗教信仰和传教、妇女缠足、风水迷信、种植和吸食鸦片、开矿和地方工商经济等问题。通过立德的文字重新观看141年前的重庆城，解读文本中的城市景观和社会状况。

杨教授认为，1883年的阿奇博尔德·立德既是“读城者”，也是文本的作者。他既不可能了解城的全部每一个城都太过于复杂，每一刻都在发生着无数微小变化；同时他也不可能记录下自身所有的经验。而本文的工作，就是对立德文本的意象性解读，通过若干关键词(或者内容)再现清末重庆府城的状况。1883年的重庆正面临着现代化的初萌，现代产业(比如挖矿、棉纺等)开始出现，然而立即就产生与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与普遍性的集体观念--风水意识之间的矛盾。然而，立德在这一过程似乎显现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欣赏沿着三峡两岸的城镇景观，特别对于重庆更是赞许有加；对于城镇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优美有着浓墨的书写，文字中渗透着对于欧美商业泛滥和城市建设的厌恶。

教授表示，历史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空间实践，观念空间中的实践。对于清末重庆府城的重构，其中方法一种就是尽可能接近、占有、使用、支配彼时各类“读城者”留下的文本——尽管解读文本本身亦存在的问题，只有由局部趋向整体的可能。通过研究，他认为，历史中的城市，也是观念中的城市，在细读历史文本过程中，重新认识我们生活的城市， 认识城市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和鲜活性，避免于简单、粗糙和单边倒的言说，有更开放的视野和心态，在深化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有更大的文化自信。

最后，重庆渝中母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学术顾问、渝州书院山长张德安先生，在总结中说到，杨教授这个“壮游西南和发现重庆”题目出得很好，以外来者大量鲜活的文本、照片，对晚清中国西部重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大家还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重庆城的变迁，凸显了渝中母城厚重的历史文化。通过重庆开埠、外来者对重庆的考察，客观上也推动了重庆开放和商业贸易发展，同时也带来西方文化与技术，并赋予了重庆多样、独特的城市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