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洪武年间明军打不过倭寇，而永乐年间却能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
为何洪武年间明军打不过倭寇，而永乐年间却能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疆土辽阔，国力雄厚。然而，在洪武年间，明军却一度遭到倭寇的袭扰，竟束手无策。直到永乐年间，方能组织强大的舰队，远征东瀛，解救朝鲜王朝，扫清倭寇，重振明军声威。同是明军，何以在洪武年间对付倭寇如此狼狈，到了永乐年间却能取得抗倭援朝的辉煌战绩？
“涉倭”外交
明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元末沿海“倭患”猖獗的形势。但明太祖鉴于国内政治形势一时还无法集中精力应对“倭患”问题，只好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与日本建立朝贡关系来遏制沿海“倭患”肆虐的势头，同时也希望将日本纳入明代的朝贡体系之中，满足其怀柔远人的天朝愿望。
洪武二年，明太祖第二次派遣行人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本。诏书之中明太祖的大国心态一览无余，但此时怀良亲王在九州正值盛势，自然不肯屈从于明太祖，于是斩杀了五个明使，囚禁了杨载、吴文华两人，三个月后才放回。
洪武三年（1370）至洪武七年（1374）间，中日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洪武三年，明太祖又派遣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等人再次出使日本与怀良亲王交涉。诏书之中再次提及沿海“倭患”之事，希望怀良亲王能够配合靖倭。根据《明太祖实录》所载，这一次的“涉倭外交”因为赵秩的英勇无畏而终于取得了成功。
《明太祖实录》中花了大量篇幅描写赵秩与怀良亲王的外交对峙，称怀良亲王一度要杀了赵秩，以此逼迫他臣服，但赵秩不为所动，方才取得了这次外交的胜利。
洪武七年以后，中日双方关系开始恶化。洪武七年五月，明使臣完成护送日本使臣返日任务之后几经波折得以归国，日本北朝将军足利义满的使臣也一同来到明朝进贡，还送还了109个被俘虏的国人示好。但明太祖却因其无表文而拒绝接受贡物，并且在敕书之中对日本慢待使臣、纵民为寇之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从史料可见，胡惟庸曾通过林贤借兵马、火药、刀剑等物意图谋反。明太祖大为恼怒，认为日本试图干涉明朝内政，加之此前多次与日本方面交涉的效果并不明显，便放弃了对日本方面的外交努力，转而将重点放在海防之上。
然而面对明太祖的谴责与警告，日本方面一直态度暧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日本可从倭寇的劫掠活动中可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导致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如洪武二年明使出使时适逢日本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朝政府盘踞九州等地，杨载等人抵达的便是南朝政府的领地。当时南朝政府赢得了筑后川之战这场关键战役的胜利，得以在九州一带站稳脚跟。而到了洪武三年，随着日本南朝政府的衰败，怀良亲王面临着各方势力的压迫，此时再与明朝政府剑拔弩张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怀良亲王一改倨傲之态，甘愿俯首称臣。此后，日本政府虽有意维护中日关系，频频来贡，但沿海“倭患”问题一直让明太祖耿耿于怀，多次拒绝了日本的上贡，中日关系进一步陷入僵局。
贸易背景下的“涉倭”
明太祖“怀柔”政策与“涉倭”外交的失败使得沿海地区的“倭患”问题遗留下来，成为明成祖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相较于洪武年间，永乐时期的“倭患”有了一些新变化：永乐年间的“倭患”较洪武年间有所收敛，主要表现在倭寇入侵的次数有所下降。据《明代倭寇史略》统计，永乐年间总计27次，而洪武年间总计44次。平均到每年来看，永乐年间仅有1.23次，而洪武年间高达1.42次。再如何格恩的《明代倭寇侵扰沿海各地年表》中统计永乐年间海盗集团入侵共21次，也少于洪武年间。
从地区上看，倭寇侵略的重点从辽东、山东转向了浙江、福建、广东地区。洪武末年，随着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后对海盗集团采取的军事、外交手段开始取得效果，朝鲜地区的“倭患”已经基本上平息。加之明朝山东和辽东地区的海防工事不断加强，倭寇对中国北方沿海地区的侵略亦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其劫掠的矛头从朝鲜半岛及中国的山东、辽东转向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其中浙江“倭患”尤其严重。根据当时史料所载，海盗集团的人数可达三四千甚至七千，由此引发的战斗规模颇大，明朝方面的损失也较为严重，“倭贼三千余人寇昌国卫爵溪千户所，攻城。”有倭船百艘，贼七千余人，攻城劫掠。”
在这种新形势下，明成祖同样意识到与日本政府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解决“倭患”问题的有效手段。
同时，明成祖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赐足利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中日两国便建立起了朝贡体系下的勘合贸易。所谓的中日勘合贸易，即“海外各国持明朝政府发给的勘合符为凭证（区分走私船、海盗船与官方贸易船）来华以朝贡的形式与明朝进行的定期合法的海上贸易”。
继永乐勘合之后，明朝政府还先后向日本方面发行了宣德勘合、景泰勘合、成化勘合、弘治勘合和正德勘合，中日之间便以此为凭证，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勘合贸易。
中日勘合贸易开始之后，中日两国之间来往更加频繁。从永乐二年（1404）到永乐八年（1410），明朝六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日本也入贡七次。但对于中国明朝与日本，勘合贸易所具有的意义却截然不同。
不过，这种向好的情势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首先，对于明朝政府来说，中日勘合贸易在本质上依旧是朝贡贸易，明朝政府实行的是“厚往薄来”的政策，勘合贸易实际上给明朝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自永乐订立勘合贸易以来，日本政府并不严格遵守《永乐贸易条规》对于进贡次数及人数的限制，明朝政府往往厚待来使，以示大国威严。且日本经常在进贡之时献上俘获的海盗换取明政府的赏赐。除去日本幕府的贡品之外，在向明朝进贡之际日本使节还会带来商人及各地有名的贸易品，其中以刀剑、屏风、折扇、漆器工艺品等为主。
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去世之后，日本对待勘和贸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409年，足利义满之子足利义持继位。足利义持与其弟夺位之时依靠的是武士阶层的支持。义持继位之后，这些武士阶层不满幕府垄断勘合贸易以及压制倭寇的劫掠活动。足利义持遂改变了对明朝的外交政策，开始逐渐脱离明朝的封贡体系，并且应武士阶层的要求，放宽了对倭寇的限制。据统计，从足利义持继位直到去世、足利义教继位（1428）的共19年间，海盗扰边达17次之多，“倭患”复归于猖獗。
其间，明成祖多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要求日本方面禁倭，但足利义持都置之不理。永乐九年，朱棣派王进赴日，但被义持所阻，不得进京。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又派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人携带诏书出使日本，诏书中再次提起中国东南沿海“倭患”一事，希望日本能够出兵镇压。虽然次年足利义持派遣使者跟随吕渊来朝，但对此事只是解释道“倭寇旁午，遮遏海道，朝贡之使不能上达”、“无赖逋逃之徒，实非臣之所知”，并未采取实际的措施。
到了永乐末年（1419），沿海倭寇的肆虐终于导致在辽东望海埚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抗倭大战。明将刘荣凭借着对望海埚地形地势的了解以及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取得了自明建国以来抗击倭寇入侵的最大胜利。此战不仅对辽东地区的倭寇是一次沉重打击，并且对明朝政府的整个平乱局势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望海埚之役以后，山东地区的“倭患”基本得以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侵扰次数也明显减少。直到永乐中年（1424），官方也仅有两例相关记载，且都是只言片语，一带即过，可见在望海埚之役后，“倭患”的确有所平息。
结语
总的来看，相较于明太祖，明成祖的外交手段显然要成功许多，即通过与日本之间建立勘和贸易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洪武时期遗留的政治问题。不仅如此，勘合贸易的确立还意味着中日双方的外交关系进入新阶段，中日双方在经过洪武年间的外交博弈之后，选择了相对和平的手段来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对于明朝政府来说，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首先满足了其大国心理，其次勘合贸易也成为明政府牵制日本政府打击倭寇的筹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