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河北黄骅的历史往事
民国时期河北黄骅的历史往事
上大学时，同寝室有位南皮老乡，南皮作为千年古县，人才辈出，他常常引以为傲。而来自沧州新兴县城——黄骅的我，也常常遭到他的戏谑：“黄骅无历史”。黄骅得名之晚为世所公认，而要说黄骅无历史，绝对是无稽之谈。值得玩味的是，南皮的得名竟然也与黄骅地区的一个古地名有关。春秋时，齐桓公北伐山戎，在南皮境内修制皮革，因而成为“古皮城”。而当时黄骅境内的章武县有个“北皮城”，因而“古皮城”称南皮。
黄骅历史悠久不仅于此，去年年底，河北省公布“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沧州共有7项入围，其中黄骅独占3席：郛堤城瓮棺墓群、大左庄盐业遗址、海丰镇遗址。郛堤城是黄渤海交流活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有可能为徐福二次出海赴今天的日本之前的集结之地，2019年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建成遗址公园。瓮棺葬群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6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现已探明数量达1000余座。大左庄唐代煮盐遗址的发现，首次在渤海湾沿岸揭露了较为完整的隋唐时期的制盐作坊，填补了河北省也是渤海湾西岸地区盐业考古的空白。该遗址石环权、铜环权的发现为唐代官盐就场交易提供了实证。海丰镇遗址为宋金时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样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贡枣园，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片原始冬枣林，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片被列入“国保”级文物的经济林。
黄骅古代的历史考古遗迹较为丰富，而近代以来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则远远落后于沧州西部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苦海沿边，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难以出现科举家族及著名文人。二、黄骅近代所属盐山、沧县二县管辖，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为纪念黄骅烈士而更名黄骅县。
上学期间，我对民国报纸中与黄骅有关的内容进行了重点关注，因为当时黄骅还分属盐山、沧县二县管辖，所以资料的搜集和分类颇为不易。首先需要穷尽二县的报刊资料，然后把二县中与现在黄骅区域有关的资料单独列出来，这需要对现在黄骅境内的每一个地名了然于胸，并且能够追溯到现地名在民国时的名称。全部搜索完后，对民国黄骅报刊资料按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分类、录文，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料库。
以黄骅民国报刊资料而论，政治方面的资料最为丰富，其中以黄骅的前身——新海设治局设立前后的内容最多。关于新海设治局的设治理由，《冀察政务委员会公报》1936年第72期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一、沧盐两县滨海区域地面辽阔，遥治颇难，且匪患时起，素称难治，亟宜划区设治以清匪患。二、沧盐两县海岸线纵长一百一十余里，为海防重地，有设治就近协防之必要。三、沧属祈口地方为捷地减河与兴济河入海海口，较大船舶可以随潮往来，与盐山沿海十八铺均为走私地区，非设治协助查缉不足以断绝来源。四、沧盐两县滨海区域鱼盐之利甲于全省，沧属之同居镇及道口两处、盐属之羊二庄尤为产盐名区。在昔盐产丰饶，自盐产停办，弃货于地，已均废为荒瘠之区，滩荒辽阔，谷草不生，人民贫苦，迥异往昔。不亟为设治管理，难免奸民发生事端。以上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清匪患、协海防、严缉私和兴鱼盐，主要集中在发展社会经济和稳定社会治安。
关于新海设治局设立的时间，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三个说法：1935年、1936年9月、1937年6月。1936年第72期《冀察政务委员会公报》则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二十九日，特划定沧县第五区全部及盐山县第五区第六区之大部各各沿海地方二百三十八村，为设治区域，名为新海设治局，当时作为设治局备选的名称还有：慕义、立忠、富民、敷仁、明德、兴海、兴安、永静，选定“新海”的原因应该在于既体现了设治局临海而设的现实，又体现了政府除旧布新的决心。
熟悉沧州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新海政区的设立与沧州的始置原因颇为相同。新海设治局治所也有三个备选方案：原沧县属之岐口、原沧县属之韩村、原盐山县属之吕家桥。岐口被列为设治局治所的方案最早出现在报刊中，1936年7月9日《新天津》第5期有一文《岐口添置设治局》，因该地地濒渤海，每年出产食盐及鱼类甚富。商业繁盛，户口殷繁，又为走私之要津。省府还曾派员前往勘察。关于歧口最终没有成为设治局治所的原因，后续的报纸没有跟进报道，笔者推测歧口虽海防位置重要，但是过于偏东北，难以掌控整体的行政区域而被排除。吕家桥由于位置偏北，历史上多次受到南运减河决堤的影响，而且为全县匪徒渊薮，有“雁过拔毛”的骇人传闻。最终韩村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新海的政治中心，延续至今。
关于民国时期黄骅地区的渔业资源，盐山人孙蕊榜在1929年《河北省国货陈列馆月刊》第四期中有专文《盐山县沿海水产调查略记》说明，主要记载了当时沿海十八铺的水产大宗、水产时期、水产种类、水产制品、水产发售、渔船渔具等。文末有作者对于当地建筑和自然环境的直观感受，“沿海泥土，多杂贝壳，故其所筑房屋，远望只见无数白点，煞有趣味。惟腥膻之气甚大，在一二十里外，即刺人鼻管矣。”而今不见沿海房屋多为红色砖瓦房，不见无数白点，但是鱼虾的刺鼻腥膻倒是没变。《新天津》1941年02月23第6期有文《新海亟待开发，物产丰富交通亦便，设治局长拟具计划》，也涉及到了海铺渔业产量富足，“渤海岸位于境内者，南北长一百一十余华里，沿海渔村分二十四铺，尽系船户网户，常年海面捕鱼，出产鱼虾又极富足，可作罐头等品原料。”
有关海堡，较有价值的文献还有民国盐山县长周辉远所著的《治邑函牍杂录》卷四中《庚午年八月十九日巡视第五区暨海堡日记》，主要记载了当时海堡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以及渔民捐税之重，同时也很直观得记录了海铺渔船出海打鱼的壮观场面。“二十日早，微雨，闻潮声澎湃，急起盥漱毕，遂出村外观海。海岸多白沙，杂牡蛎、蟹退之属，岸上晒网之大木架排列几遍。海中渔船正乘潮而东，帆樯密布，巨浪连天，一望无际。”海边除了渔业资源丰富，也常常与一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现象联系在一起——海市蜃楼。出版于1926年的《最新民国地志总论》就记载了发生在岐口的海市蜃楼：歧口为运河泄水之口，上通沧县、南皮。行船者至此，见空气中多含湿气，则远村改状，几如巨镇，人身幻影，几高如塔，洵称奇观。以上四篇，惜近年所出《海堡志》均未记载。
黄骅近代化起步较晚，特别是工业领域的先进技术的传入。歧口临近天津大沽炮台，又是多条河流的汇集入海之地，因而成为渤海西岸的战略重镇。元代设海防军，明清两代均设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歧口炮台驻防清兵与当地民众成功击退英法联军，迫使其转往大沽口登陆。天津的近代化直接带动了歧口的近代化，《益世报（天津）》1930年3月22日第2版记载岐口、沧县、塘沽间安设长途电话之事，以利交通。这是目前已知最早关于黄骅地区安装长途电话的记载。
道路桥梁的兴建和维护对于便利交通和社会治安具有重要意义。《晨报》1938年7月24第3期《新海沧县间兴修公路敷设电话》，新海与沧县之间旧有路线，经吴庄子一段因减河决口而被冲毁，经政府研究，另辟新线，“由新海沿河，过李天木庄至于桥，即与沧县城乡公路衔接”。新路线的选定“不须筑桥填洼”，减少了工程量，减轻了减河决口对道路的影响，增加了安全系数。《新天津》1940年5月14第6期另有沧县、新海间兴建桥梁的报道。沧新公路为通行之要道，惟以中隔石碑河，每届夏令，淫雨连绵，河水泛滥，交通遂致断绝。沧新公署架设木桥一座，便利了沧新间的交通。
亦有数则材料反映当时黄骅地区的社会民风，《益世报（天津）》1933年2月2日7版中有《孝子得奖于主席送匾》：“盐山孙鲁卿，年六十三岁，住城北李子札，生平颇尽孝道。民国十八年秋，伊母病故，居丧哀毁庐墓。”庐墓为父母、师长服丧期间于墓旁搭建小屋，守护坟墓。庐墓之举在中国古代正史中较为常见，近代以来，革新社会风俗，因而孝子孙鲁卿庐墓之举就显得颇为突出。政府以此来显示民风大治，故省政府主席亲自书匾嘉奖。如今李子札村的村容村貌、民规民约建设依旧走在黄骅的前列，更是建成黄骅市第一个农村敬老食堂，80岁以上老人免费吃午餐。或许冥冥之中，就是有这样一种血脉传承。
民国时期黄骅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较少见诸报端，也与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缓慢有关。《益世报（天津）》1934年9月16日11版有盐山县贾象镇第一初级小校学生董芳树的一首小诗——《秋夜》：一个深秋的夜里，淅沥沥的雨声，流个不息。微微的小风，透着了几分的寒气。院里的芭蕉，垂着那深绿色的叶儿，被它刮的东倒西去。孤单的我，伴着那烁的残灯，又添了多少的忧戚。直到了天明，雨声还滴，风儿犹未息。小学生能在当时写出如此具有生活化的诗歌，颇值得称道。亦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歌，当时日寇的铁蹄已踏入东北，觊觎华北，部分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新天津》1933年6月26第10期有盐山县于常庄拐仙所作《有谁来慈悲于我》一诗，控诉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全诗如下：我尝尽了铁蹄下蹂躏的苦楚，我也尝尽了恶魔残杀的难堪；但是，由谁来慈悲于我！我尝尽了无衣无食的滋味。我也尝尽了辗转流离的痛苦；但是，由谁来慈悲于我！狂暴的风儿，连绵的雨儿，他们都不哀怜我是虎口余生；但是，由谁来慈悲于我！受尽铁蹄下的蹂躏恶魔的残杀，战斗间的弱小嚎啕声，流离失所的苦痛；但是，由谁来慈悲于我！拐仙先生如泣如诉，震撼人心，激励我辈奋发图强！
以上仅为我在学期间所搜集的民国有关黄骅地区的报刊资料的一隅，其他的资料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今作为沿海环渤海经济圈中部位置和环京津枢纽地带的黄骅，正以昂扬阔步的姿态继续前进，我们为黄骅的未来绘制了一幅又一幅蓝图。鉴古知今，更多的黄骅史料需要我们去挖掘，更好的黄骅故事也等着我们去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