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白岗:姚雪垠把《李自成》写成了样板戏，概念先行，牵强附会
学者白岗:姚雪垠把《李自成》写成了样板戏，概念先行，牵强附会
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自问世以来，便在广大读者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高度的赞誉。这部小说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一扫恶浊空气，让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心灵得到了净化。尽管全书尚未完全出齐，但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已经取得的突出成就，的确是这些年来所罕见的，令人瞩目。
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李自成》无疑是一幅琳琅满目、光彩照人的艺术长卷。在这幅绚丽多姿的历史人物画卷里，无论是农民义军的领袖、将领、士兵，还是皇帝、后妃、藩王、勋戚、宫女、太监，以及官宦、将吏、地主、豪绅，甚至和尚、巫婆、三教九流等各色人物，都被描绘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
1960年，姚雪垠成为“摘帽右派”，他的处境略有好转，创作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62年下发的《文艺八条》为他带来了重大的机遇。这一时期，和早些时候的间歇期一样，号召作家利用种种表现风格和手法进行创作。
《李自成》（第一卷）因此能够顺利出版，这不仅是对姚雪垠个人才华的肯定，更是对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鼓舞和激励。
姚雪垠无心插柳地将《李自成》（第一卷）寄给了毛主席，却没想到这竟成了将来的福音。在今后的运动中，凭借这点“交情”，数度保护了姚雪垠的创作环境，使他免于遭受更大的冲击。
创作因政治而低落，又因政治而幸运，这天壤之别的“待遇”凸现了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特征。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恰巧成了时代与作家复杂关系的一个生动注脚。
在创作过程中，姚雪垠较好地处理了偶然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不论是安排情节、描叙矛盾，还是描写人物关系、塑造典型性格，他都用了巧妙的构思和灵活的笔触。他的处理既出人意外、引人入胜，又不一般化、不离奇古怪。细想起来，又都在情理之中，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
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例如商洛山保卫战中的石门谷叛乱便是一次预想不到的、严重的偶然事件。它事关保卫战的成败和义军的安危，因此十分扣人心弦。
然而，这一偶然事件又包含着许多必然的因素：他们是刚收编过来不久的杆子，有威望的头目黑虎星又因母丧居家未归。在官兵四面围剿的严重形势下，坏头头坐山虎乘机闹事、发动叛乱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李自成只带少数人前往智斩坐山虎、平定叛乱确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偶然事件。但读者并不感到唐突，因为小说写出了闯王的大智大勇、尚炯的密切配合、被围在庙中的李友们的接应以及杆子中还有顾阿婆等正义的头目在、杆子中的大多数不愿叛乱等因素。
这使得闯王的平叛有了可能并成为了现实。同样地，红娘子破杞县的构思处理也很新奇巧妙。作者不正面写红娘子如何带兵破杞县，却从狱中的李信写起。写他如何不相信有人能破了杞县而红娘子竟然如天兵飞降般破县城、杀县官。
这不仅大出李信意料之外也让读者感到惊奇和激动。但红娘子破杞县又是合乎情理的：在民怨沸腾的情势下群众自愿帮助红娘子里应外合破杞县势如破竹是完全可信的。作者那支变化莫测的笔处理情节时常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妙令人叹为观止。
第三卷的慧梅出嫁情节同样刻画得深入人心。慧梅与张鼐自幼青梅竹马，长期的并肩作战让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份情谊如同种子，在两人心中悄然发芽、茁壮成长，似乎所有人都坚信这对有情人终将喜结连理，而时机也日益成熟。
高夫人已向闯王表明心意，闯王也欣然应允，承诺攻下开封后便为他们操办婚事。女兵们更是将这个喜讯提前透露给了慧梅，让她心中充满了期待。
然而，半路杀出的袁时中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切。闯王在宋献策等人的劝说下，竟将慧梅许配给了袁时中。这对慧梅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也让读者大感意外。后来袁时中叛变，慧梅更是选择了自刎身亡。
这场悲剧看似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封建时代的大背景下，婚姻往往由父母包办，农民军也未能将打破妇女身上的枷锁视为己任。因此，慧梅的悲剧实际上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令人痛惜不已。
在《李自成》的创作实践中，姚雪垠不断探索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律，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美学思想。他强调：“'笔墨变化，丰富多彩’，这八个字是我在长篇小说中追求的一个艺术特色。变化多，是因为客观事物本身就不是静止的，人物的行动和心理活动总在随时变化着。
简单的变化不足以反映人物和生活；同时，不断变化的情节可以在艺术上调动读者的感情，丰富读者的美学享受，使读者始终关心人物的命运和事件的发展。” 。《李自成》以其宏大的艺术结构和精妙的艺术描绘，呈现出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充分展示了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深厚功力和卓越才华。
在创作《李自成》时，作家十分注重宏观认识与微观认识的结合。宏观认识使作家的思路开阔，能够总体把握所描写的复杂而庞大的历史题材，从全局着眼分析、考虑各种问题，把握整个历史事件发展的趋势。
而微观认识则要求作家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多姿多彩的艺术描绘。《李自成》这部巨著正是作家从宏观把握出发的杰作，它着重描绘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明朝内部的阶级战争和明清之间的民族战争。通过深入的剖析和生动的描绘，作品揭示了农民革命战争蓬勃发展的必然性和明王朝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
在总体布局下，作家以酣畅淋漓的笔墨进行了真实、生动、细腻的艺术描写，精心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许多战争场景，揭示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相辅相成、融合统一正体现了作家长篇小说创作的美学思想。
在语言运用方面，姚雪垠也追求丰富多彩的效果。他曾多次谈及他对于语言的美学追求是尽量运用富于变化的多种语言。《李自成》的语言十分丰富而变化多端，既有书面语言也有中原乡土口语；
既有上层士大夫的语言也有一般平民百姓的语言；还有起义军的语言、江湖语言、宫廷语言等等。这多种语言与当时的历史时代、历史环境以及众多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和气质相吻合，使得整部长篇小说呈现出明丽、清新、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既丰富多姿又富于变幻。
《李自成》的史诗性不仅源自作家对生活深刻、透彻的理解，更源自他直面生活的无畏勇气。一般而言，史诗性作品的创作者，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扮演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角色。唯有具备如此全面素养的人，才能穿透生活的表象，捕捉到其本质，将事物的各个侧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缺乏对生活的深切体验，没有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与感悟，是不可能创作出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的。《李自成》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赞誉，与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密不可分。
姚雪垠曾深情回忆过他少年时代的一段非凡经历，这段经历对他创作史诗性长篇小说《李自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帮助。他讲述道：
“在泌阳那片土地上，我们几个学生不幸被土匪掳去，成了他们口中的'票子’。由于我的胆大和一些其他条件，我在土匪窝中颇受欢迎。仅仅过了三天，我就被一个头目从'票房’中要了出来，收为他的义子。在接下来的大约一百天里，我既是'票子’，又是'贼娃子’。
他们破寨时，我紧随其后冲入寨中；他们烧房子时，我也跟着点火。尽管每次看到他们打死抵抗的红枪会农民时，我内心都会感到凄凉，但我又真心觉得我的义父和他手下的叔叔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是迫不得已才走上了这条拉杆子的路。
我真心喜欢他们，敬佩他们的英勇作战。他们向地主索要赎金和催促赎'票子’的信，都是我俯在小桌或磨盘上亲笔写的。我刚加入这个杆子时，它还刚成立不久。我亲眼目睹了它从小到大，迅速发展的过程，也看到了大杆子内部的矛盾，以及杆子与地主豪绅之间的复杂关系。
后来，两股小军阀争相想要收抚这支大杆子以扩充自己的实力，结果杆子得罪了一派地方小军阀，遭到了这个小军阀的部队和几千名红枪会成员的追击和围攻。在突围的第三天夜里，我和两三个叔叔与大部队失散，辗转逃到了我义父的村子里隐藏起来。
几天之后，杆子被打散了，许多人死了，而我义父的一小股损失不大，他们找到了一处官僚豪绅的寨子住了下来。这又是豪绅与土匪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后来，我义父将我找了回去，派人送我回到了邓县的家中。我从前从未料到，我少年时代的这段杆子生活，对我中年以后创作《李自成》会有如此大的帮助。”
姚雪垠所说的“帮助”，并非简单地复制原生活，而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感受。尽管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现象已经距离我们今天三百多年了，作者无法亲自经历和目睹，但解放前的旧中国社会生活与封建社会却相距不远。
那时的人际关系、人们的心理状态，乃至三教九流，都深深地烙印着封建社会的痕迹。作者不仅观察过、熟悉过、感受过这些，还从实地考察中感受到了历史生活的氛围。他曾到河北、辽宁旅行，实地考察过山海关、锦州一带的地势风貌，以及满清入关前建于沈阳的故都等情形。
这些丰富的体验和感受，使他能够赋予那些不同阶级、不同身份的人以鲜活的生命，使他们有血有肉、有个性。每当我们阅读《李自成》时，便仿佛深入到了紫禁城内，看到了那个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对那古老的宫廷秘密了如指掌；仿佛深入到了古战场，加入了农民军的行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仿佛与他们一道时而京城、时而洛阳、时而潼关、时而杜家寨；仿佛与他们一起穿越回三百年前，去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
这正如恩格斯所言：“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对生活的深刻感受，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精辟见解，无疑是这部宏伟史诗作品的精髓所在。
但也有学者对《李自成》提出了批评，学者白岗就说:姚雪垠把《李自成》写成了样板戏，有些概念先行，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