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来龙去脉，看完这本书豁然开朗！
道教的来龙去脉，看完这本书豁然开朗！
近年来，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道教文化也在互联网上“文艺复兴”，“不内耗只外耗”的精神状态得到推崇，有人说道教早就摸清了中国人的心理。
事实上，道教和我们的关系，比你所能想象得更密切，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医学、建筑等各个领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鲁迅先生，甚至从“国人独不憎道士”的观点出发，指出“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那么，道教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历史上的道教究竟如何形成和发展？道教为何没有像佛教那样成为世界性宗教？道教哲学能给予我们什么有益的启发……
要知道其中之“道”，汤一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一本原典性巨著，他区别了“宗教”和“迷信”，揭示道教的基本特征，全面系统梳理了早期道教发展史，将对道教的探讨提升到了学术层面，其中诸多洞见可谓发人深省。
汤一介先生的这本书，深刻展现了他在道教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大幅推进人们对道教的形成、发展的认知，对于我们理解自身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大有裨益。
道教为何在东汉末年产生？
这绝非历史的偶然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道教常常与炼丹、长生、仙术等神秘现象联系在一起，似乎仅仅是追求超自然力量的宗教。但实际上，道教的诞生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
道教所崇信的“长生不死”“肉体成仙”等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但道教直到东汉末年才产生，这是为什么呢？汤一介先生认为道教在东汉末年产生是由三个条件促成的：
首先，东汉末年的现实社会生活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东汉自顺帝以后，社会政治日益腐败，外戚专政、宦官专权，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致使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生存，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的普遍瓦解，为一种宗教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们利用方术、迷信思想组织群众，方术、迷信思想成为一种“思想武器”，这也为一种宗教的产生创造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在对现实的绝望中走向乞求超现实的神灵，是古代人民最现实的可能，故道教徒最初也是来源于广大下层人民。
其次，东汉末年为道教的产生准备了可以利用的思想材料。汤一介先生指出，历史的进程表明，每当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发生信仰危机的时候，也往往是宗教意识易于滋生和广泛发生影响的时候。
董仲舒以后儒家思想适应着封建大一统的需要而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而随着汉王朝的衰落，统治地位削弱的儒家思想一定程度上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同时道教也吸收和利用了两汉时期儒家强烈关心政治的倾向和阴阳五行等当时流行的儒家思想，两汉儒学与道教产生有密切关系。
逐渐与神仙家思想结合的道家思想，构成道教产生的另一思想来源。西汉初年“无为自化，清净自正”的黄老之学，到东汉时其一支走向祠祀求神而与追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的神仙家结合，更加为世人所重视，在社会上发生影响。
道教产生伊始就以儒道互补为特征，这一特征也在极大程度上表现着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上的某些特色。
不过，中国本民族的宗教道教既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它就没有可能取代儒家思想取得独占的统治地位，并且可以说一直是属于一种辅助儒家统治的地位。
最后，佛教的传入大大地刺激了我国本民族宗教的建立。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到东汉中叶以后已经有相当影响，这加快了道教建立的过程。
佛教作为一种完整形态的宗教，其教会组织、教规教仪和礼拜祠祀对象等等为道教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板。
同时，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传播和发生影响，必然引起华夏文化系统的反抗，成为当时要求建立一种民族宗教的动力。早期道教经典对外来佛教文化既有吸收又有排斥，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在和传入的外来文化相遇时，通常会产生的两种反应方式，也能反映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些特性。
道教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吗？
其中有着怎么样的发展规律
关于宗教有着各种各样定义，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说“宗教是劳动者的呻吟”，普列汉诺夫则“把宗教理解为用以实现其对超人的神秘力量——人认为自己依赖于这种力量——的关系的形式”。
其中关涉的关键问题是，宗教与迷信同信仰的关系是什么？汤一介先生倾向于认为，“迷信”是已经被科学或者可以被科学否定的，信仰则是为人们某种精神和心理上所需要的，它不可能为科学所否认，也不可能为科学所证实。而宗教是满足人们这种精神和心理上需要的一种形式。
信仰可以分为理性的信仰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从总体上说则是属于后一类。然而，非理性的信仰要想成为一种完备意义上的宗教，还须具备诸多“要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通过分析道教的发展，揭示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团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书中总结出，完整意义的宗教必须有其宗教教义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不能是纯碎的胡说白道，须有某种对人生理解的深刻思想内容，有成系统的哲学理论。
如果只是停留在如《太平经》那样一些杂乱无章的内容上，就很难成为在中国较有影响的宗教团体。从汉末经三国、西晋到东晋以后，有一些道教徒如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根据时代的需要把道家老子的思想和儒家的某些学说，又吸收了佛教的一些内容，结合在一起创造了道教的理论思想体系。
完整意义的宗教必然有其较为严密的教会组织。秦汉神仙家均以个人修炼为目的，而没有建立固定的教会组织。东汉末年的道教已经有了固定的教徒和神职人员以及教会的领袖，三国和西晋政权对道教采取了取缔的政策，到东晋才为杜子恭等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完整意义的宗教还必须有一套较为固定的教规教仪。东汉末年，道教初创时的教规教仪不仅简单，也不固定，东晋以后在佛教的影响下，经过陆修静、寇谦之等人的炮制，道教的教规教仪日趋完善。
完整意义的宗教必定有其阐发其宗教教义的经典，以便使信奉者的信仰有所依托；也必定有其固定的崇奉的神灵和其教派的传授史。书中围绕上述诸“要件”有缜密的考索分析。
总的来看，道教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团体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才最后完成的。东晋以来，对已经涣散和不固定的道教组织进行重建和整顿，建立起了较为固定的教会组织；同时，为弥补其缺乏系统的宗教教义以及理论体系之不足，葛洪等创造了道教教义的理论体系；接着为巩固道教的教会组织而制定了一套教规教仪，为阐发其宗教教义而构造了相应的经典，最后又编造了固定的神仙谱系和虚构的传授历史，道教方得以被简称为完备的宗教团体。
道教哲学有哪些与众不同？
它为何没能成为世界性宗教
汤一介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道教哲学作为一种宗教哲学有着它显明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只能在和其他宗教的对比中加以揭示。
其中一个大关节是，几乎所有宗教提出的都是“关于人死后如何”的问题，然而道教所要讨论的则是“人如何不死”的问题。道教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早期道教说它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三一为宗”，即“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混一而成神仙”，又从这里演变出“长生不死”“肉体飞升”“气化三清”等观念，构成了道教的思想体系。
佛教的“涅槃”，基督教的“上帝”，是进入各自究极问题的基本概念。而道教哲学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气”。“三一为宗”中的天、地、人以及精、气、神三者之所以能合一、能混一，就在于它们同为不同性质的“气”。
所谓“一气化三清”，也是说道教三位最高真神，或三重最神圣的“天”，是由“气”变化而成。此外，早期道教关于“道”“气”根本关系的论证，也揭示出“气”是道教哲学的基本概念。
从道教的历史发展来看，其产生受到佛教传入的刺激，因此“佛道之争”是透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点重要视角。
道教早期经典如《太平经》等，既有受佛教影响、吸收佛教思想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对佛教的批判和排斥。而到东晋以后，随着道教逐渐发展成为完备意义上的宗教，有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与佛教的分歧也就越发明显，在诸如生死、形神问题，因果报应问题，出世、入世问题等方面都有体现。
为什么道教没有像佛教那样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只是中华民族本民族的一种宗教？书中对此问题的思考极具启发性。汤一介先生认为，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其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缺陷，且带有过于强烈的民族特色。
具体来说，道教追求“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但其宗教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论证，一方面过于粗糙，难以令人信服，以致不得不吸收佛教的某些思想，这就使得道教思想本身有可替代性。另一方面，道教为了养生，不得不注重身体的炼养，导致的结果是过于接近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医药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道教利用科学就必然限制它作为宗教可能发生的作用。
此外，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的宗教深深打上了“入世”的烙印，有着强烈干预政治的愿望，这与宗教本应要求“出世”是矛盾的。道教在虚构了超现实的神仙世界的同时，又希望把现实世界变成理想世界。这些矛盾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道教。
对道教特点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它和其他宗教派别的不同所在，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色，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发展的道路及其缺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