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三国演义》多层次浓墨重彩准确勾画曹操形象
历史的尘埃——《三国演义》多层次浓墨重彩准确勾画曹操形象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刻画尤为精彩。本文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曹操的形象，通过与其他人物的对比、具体事件的展现以及环境背景的分析，立体化地描绘了这位历史上的天才领袖。
在强手云集中显曹操之超卓、脱俗
《三国演义》常常安排一个盛大场面，让曹操亮相，显示其鹤立鸡群，一鸣惊人的脱颖。例如董卓专权，危及汉家朝纲，诸大臣皆义愤填膺，可是谁也无法杀卓，只能作“新亭之泣”，就在众大臣相对啼嘘无计可施之时，曹操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愿意担当此项重任，并且象荆柯一样，立即上马而去，这一形象与对泣群臣造成鲜明对比，虽然这次行刺未成功，但事后并未祸及他人，也可见曹操是真想杀董卓的，并非徒发大言，害人害己的。再如在“讨董卓诸镇应曹公”这回中，董卓大将华雄通得诸侯们损兵折将，正在无计应战时，刘、关、张挺身而出，愿出战，而各路诸侯都瞧不起这三兄弟，甚至要大声叱退他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可是这时，只有曹操认为这三兄弟非同凡夫，就力荐让关羽去战华雄。果然，“酒尚温时斩华雄”，可是这一战功并未能使诸侯器重这三兄弟，反而要挟曹操，如曹操器重这三兄弟，他们就散伙了，可见这些诸侯何等愚蠢，又是曹操给这三兄弟礼遇，送礼、粮，慰安，才发展到“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打败吕布，挫了董卓锐气，逼他逃走。
再说就孙权、刘备的立身行事也可知曹操远胜于他俩。孙权靠的父兄基础，和周渝、鲁肃、吕蒙、陆逊这些大都督，才保住江山，离开这些大都督，恐怕早就成为别人的阶下囚了。刘备呢，更是如没有军师辅佐，只能困守一隅，损兵折将，军师们真是刘备的“水”，没有这些“水”，刘备真是附涸之“鱼”，早已成为别人的俎上之物了。可是曹操呢？从来军政大权都是自己掌握，设谋定计都是乾纲独断，从无什么军师、大都督之类掌他军政大权的人，纵横四海，削平群雄，建国立业都是靠自己。确实是胜过孙、刘的。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见曹操比孙、刘更有知人之明，更爱人材，这就是庞统事件。这位凤雏先生，才能仅次于卧龙，可是在孙权处，一直不得志，鲁肃等力荐于孙权，孙权虽召见，但不喜。而刘备呢，也是一见不喜，虽然让庞当了县官，但又轻信汇报，要查办他，并派了粗心暴躁的张飞去，差点害了这位大贤。而曹操见到庞统时，马上就觉得此人是罕见人材，优礼有加，并请他参谋军事，虽然庞统却是个间谍，给曹操献了个“连环计”，害得曹操吃了大亏，几乎全军覆没。但曹操一见他就知道是异才，这种识别能力，还是远胜于孙、刘多多矣。再如吕布手下许多大将如张郃、高览、张辽，在吕布手下小有战功，但时被疑问，乃至生命难保，而到了曹操手下，就大受信用，战功累累，成为一代名将。从这些与别人的对比中可知曹操的形象多么光彩夺目。
在大苦大乐和苦乐交织中增益曹操的坚毅远虑
《三国演义》常常用大苦大乐、大喜大怨以及苦乐交织、悲喜交集时来刻划曹操，显示、增益他的坚毅、远虑和乐观、镇定。如行刺董卓时，他先是街命而来，激于义愤，要为国除奸。见到董卓面朝里睡，正心里高兴．想着“此贼命合休矣”。这种快乐真是大乐、大喜，可是想不到董卓未睡着，从镜子里看到曹操在拔刀，又转身来问他，这时间外又听到吕布来的声音，这一惊非同小可，眼看“计谋”要败露，他知道硬上是不行的了，董卓力大，又有准备了，而且吕布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办呢？这时他的机智镇定起了极大作用，他没有象一般刺客拼个鱼死网破，或穿窗破屋而逃，而是灵机一动，想出了“献刀”这一绝招，从而骗过了董卓和吕布，扬长而去。真是大智大勇，唯有曹操才具备的大智大勇，镇定从容，循辞得体，行动快捷，令人拍案叫绝。在赤壁之战中的几度悲愁喜乐，也表现他的“胜负兵家常事”、虎死不倒威、虽败犹荣的大丈夫风格，所以能稳定军心，带领残兵败将度过难关，而没有成为孙、刘俘虏，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临危不惧，机智过人的风范，这种“死到临头”的镇定，留有用之身，以图再举，将以有为的品质，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也做不到的。而在最快乐称王加九锡的时候，也未骄横得失去理智，而是仍严密监视政敌，以防为人所乘，身死国灭，这是有远见的。远见更集中表现在认识到“自作孽不可活”时，生命到了终点，他从容的立下遗嘱，安排后事，分香卖履，嘱咐小妾们自谋生路，并关照要有七十二疑冢等等。都可见他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都是较为清楚的。最突出的仍是坚毅、远虑的品质，而不是哀鸣痛苦，求生不得的展转号呼。
详述复杂环境强化曹操的功，淡化曹操的过
《三国演义》处处将曹操摆在人的位置上，而没有将他神化，也没有将他魔鬼化，虽然人总是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的。书中高明的是对曹操的立身行事处处详述了复杂的大小环境，以强化他的功，淡化他的过。曹操受人谴责最多的一是奸诈，二是残忍，归根结底是杀人。杀了许多不该杀的人，书中谈到大规模杀人的有两次，一是得知父亲被害，为报父仇，打徐州，有大军所到杀人劫财．挖掘坟墓等暴行；二是许都大火，立旗帜滥杀官员。都城发生政变大火，平乱后，曹操查问官员行踪，立红白二旗，要官员自投，坑杀了无辜官员。其余多是杀一些个别人，例如杀粮官王(上后下土)，杀杨修，杀蔡瑁、张允，杀秦庆重，杀田丰等，杀伏后、董妃全家等等，这些人有的是无辜者，有的是有功之人，初粗看来，好象够奸诈、残忍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审察一下《三国演义》为曹操杀人时描绘交代的环境背景，就觉得不能用简单的残忍、奸诈来评价了。两次大规模杀人，前次是复仇心切，有是才拉起来的军队，军纪松弛造成；后次是为了清洗叛逆余党，清除汉室旧臣而导致的，只能是扩大化而已。至于个别杀人，则情况各异，例如杀吕伯奢全家，那是在和陈宫刚离虎口，惊魂未定之际，又看了吕的可疑行踪，听了吕家可疑的话语之后，时机紧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当然要下手了。杀吕伯奢本人，也是势所必然，因为曹操知道吕回去看到全家被杀，怎会饶他。这实际是环境（追杀他）迫使他误会杀人。再如杀粮官王(上后下土)，也是因为当时形势，军粮告罄，军心动摇，军队要溃散，没有办法，只有出此下策，以牺牲一个部下，来避免死伤若干部下（因为军队乱起来，敌人再乘虚而入，那就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并且曹操也对王(上后下土)家属作了抚恤安排。因而这种丢卒保帅的杀人也是情势所逼。再如杀陈宫，《三国演义》既交代了陈宫是他恩人并弃官与他同行，更详细描写了陈宫从与他分道扬镳乃至成为他的政敌，几次杀得他人仰马翻，几乎送了他的命，这次捉到陈宫，并且陈宫又声明决不投降，当然，他可以不杀陈，囚禁他，可是，那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陈宫会逃走，就是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这样他才不得而已杀掉，并告知将抚养陈的老母，又起身送行，因而陈宫之死，表现了陈宫之壮烈．也表现了曹操之明智，这也是环境使然。再如杀近侍是因为这位近侍忘了曹操讲过的“梦中好杀人”慎勿靠近的预告，为了讨好，而撞在剑口上的。如果他牢记命令、遵守条例就不至如此了。虽然曹操作“梦中杀人”的预告，是为了防人行刺设的诡计，可是，他是先讲明的，而不是不教而诛，所以这是近侍违纪被杀。因而不得以诱杀和乱杀来罪曹操（按：此事早见于《世说新语》作曹操骗人带刀而后杀之）。而杨修呢，这原因就更多了，一方面是杨修名大，有震主之嫌，例如：祚衡大骂、大辱曹操时，却独独赞美“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这就是说：在当时大文人中，杨修文名是超过曹操的，曹操当然心中不乐。另一方面是由于杨修耍小聪明，损害了领袖形象，才被杀的，当然，这其中还有更深刻的政治背景，修父杨彪，是汉旧巨，不服曹操，曹操正要找借口杀鸡吓猴一下，另外曹操也讨厌杨修帮他儿子（曹植）欺骗曹操，况且当时正是他战争中不顺心，心烦意乱，一看到大将们都听杨修的话，军无斗志，这还了得，感情冲动，多种因素凑合在一起，这位“小儿杨德祖”，就活不成了。所以说杀杨是曹操的罪过，不如说是杨修自作聪明，“非宜行事”,自寻死路。至于杀蔡瑁、张允，那完全是误会、中计，曹操杀了后马上就后悔了。而杀伏、董全家，虽是过分，也是不得而已。而杀秦庆童这对狗男女，则是快事。这个卖主求荣之徒，遭到如此下场，正是《三国演义》让曹操替天行道，是赞扬曹操之笔，而非谴责之笔。
《三国》还以一个古今罕见的例子证明曹操并不嗜杀，那是打败袁绍后缴获到一批自己部下写给袁绍的信件，是“通敌”铁证。缴获者建议查核治罪。可是曹操看也不看，下令一烧了之，还以谅解的口吻为写信者开脱，这就免除了一场大杀戮。在具体分析了上述曹操种种杀人时的环境背景后，我们可以体会到《三国演义》作者不愧大手笔，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可信地写出了曹操全面的高出常人的言行，在写他让人产生争议的一面时，详述了复杂的环境背景，强化了他的不得而已值得赞扬的一面，淡化了他的杀人残忍可恶的一面。书中给予曹操“奸诈”一词的评价虽不少，但也值得具体分析，通过具体事例正可看出，这种“奸诈”是随权势的增长而变化，而强化；是随斗争的复杂而变化，而强化；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而强化。“奸诈”其实就是“权变”的同义语，是作为领袖为了应付各种复杂局面必不可少的本领。另外更要指出的，书中显示的曹操的“奸诈”都是被动的，“尔虞”才有“我诈”，在自己的生命、事业受到威胁时，才不得已用诈。正如霍秋白所讲的：我们不骗人，但不能不骗狗。综上所述，拙见以为《三国演义》以天才的笔墨，栩栩如生地写出了曹操这一天才领袖的风范，他在历史上高于孙权、刘备。说要为曹操翻什么案，实在是没有好好读懂《三国演义》的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