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空乘的现状：行业动荡，收入越来越低
空姐、空乘的现状：行业动荡，收入越来越低
曾几何时，空姐和空乘的工作被无数人羡慕，他们是天空的使者，穿梭在云端，连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份职业的光环似乎正在逐渐黯淡。最近的报道显示，空乘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业混乱，收入降低，工作压力增大。
从曾经的高薪职业到现在的收入下降，空乘人员的薪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据报道，空乘的底薪仅为3500至4000元，小时费为75元，而过夜费仅150元。相比之下，十多年前的空乘收入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样的收入已经难以维持在大城市的基本生活。
在人们的记忆中，空乘一直是“光鲜亮丽”“高薪”的代名词。她们有着姣好的面容、精致的制服、温柔的气质。似乎只需在机舱内送送餐、回应旅客需求，就能获得丰厚的薪酬。然而，这张照片无意中泄露了她们光鲜形象下的疲惫和劳累，更令人关注的是她们远不如从前的薪资待遇。
某种程度上，美女的职业流向往往是行业景气与否的风向标。那么，在当前环境下，一直代表着高端服务的航空业，现在过得怎么样？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厌飞”，弹出来的帖子基本上都是空乘对工作的抱怨：没有素质的旅客、不规律的作息、机舱内暗藏的等级制度、微薄的薪水。空姐收入暴跌、转行卖车、空姐转行做主播等话题被热议。似乎，空姐代表“知性、优雅、高薪”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
联系了几位正在做空乘或已转行的空乘人员，他们的讲述揭示了时代变化下的一个小小侧面。
空乘工作几年后，贝壳逐渐了解各条航线的特点。从上海出发的航班基本都是商务旅客，人手一个20寸行李箱。工作人员通常会提醒旅客办理托运，但少有旅客会答应，所以如何在有限的行李架上放超额的行李成为空乘要解决的难题。
旅客们通常是银卡、金卡、白金卡会员，飞行里程达到一定数值时，航空公司会给旅客赠送会员卡，白金卡旅客比空乘飞行得还频繁。起初，空乘需要给每位会员准备拖鞋、枕头、毛毯，并打招呼。但由于挨个问候耗时且不安全，这项服务已取消，刚取消时还遭到诸多会员投诉。
相比之下，贝壳更喜欢飞往小城市的航线，旅客多为夕阳红老年团。老人们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会站在过道上开心地拍照。贝壳需要时不时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这种航班没有满意度评估，也没有任何投诉，虽然空乘身体疲惫，但心理轻松。
旅客投诉是空乘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贝壳刚开始工作时，总愿意提供更细心的服务。一次，她在发餐时，旅客因用电脑工作而拒绝餐食。贝壳告诉她如果需要可以呼铃叫她。发餐完后，贝壳特地去问了旅客是否需要餐食，旅客感激地接受了。然而，旅客在吃到一半时发现面包被咬过一口，生气地投诉了贝壳。
当时飞机正在滑行，乘务长要求贝壳马上到前舱。贝壳绝望地想：等会儿飞机停止后，自己就一头撞死在飞机上。乘务长拉着贝壳向旅客道歉，贝壳被吓得泪水直流，两人朝旅客90度鞠躬。旅客看到贝壳态度诚恳，又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年纪，接受了道歉。如果旅客向航空公司投诉，贝壳轻则扣工资，重则停飞一段时间，并被当作免费劳动力去公司打杂。
虽然这件事源自贝壳的失误，但很多投诉源自旅客的无理取闹。总结旅客投诉的原因：没有报纸和毛毯、餐食不好吃、飞机颠簸、飞机遇到气流卫生间暂停使用、飞机上的电影不好看。虽然大多投诉的问题都和空乘无直接关系，但顾客的刁难和公司的处罚都落在空乘身上。
贝壳面试了五次才得到这份工作。她就读于国际高中，只学习英语和数学。高二时家里经济变故无法支持她出国留学，她重新思考未来。航空职业学校念空乘三年后，她面试了五次才成功。宋云大学专业是法学，面试时有8000人，经过两轮面试，宋云凭借良好的学历和英语水平顺利入职。
入职前，宋云需要接受三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飞机构造、着装要求、服务流程等。21世纪初，空乘代表着漂亮和高薪。然而，入职后的底薪是3000元，普通舱小时费为67元。工作小时只算飞机起飞到落地的时间，如果飞机延误、超时，则按照该航线平均飞行时间算小时费。
作为工作几年的空乘，Vicky和贝壳的薪资在六千元和一万二千元之间波动。相较于千禧年的高薪，空乘收入并没有增长，而购买力则下降许多。Vicky感到空乘职业地位也在下降：“这份职业对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加分项，身边没有人听到我的职业会觉得‘哇！空姐！’，而是‘啊，服务业......’”
空乘行业本质上是服务业，不管空乘具备多少技能，比如急救、外语，都是这份职业的一部分。就算精通八国语言，也不会用八国语言送餐，只是靠手推餐车问大家需要鸡肉饭还是牛肉面。
每位空乘进入行业前，总是怀揣着光鲜亮丽和环游全世界的职业想象。进入行业后，Vicky才知道维持光鲜亮丽并不容易。冬天时，公司规定空乘必须穿大衣和厚袜子，但在机舱里工作时必须脱掉，只能穿丝袜。每次到飞机上，Vicky需要用塑料袋将大衣和厚袜子装起来，如果后勤没有提前配好塑料袋，她只能先将衣物放在旅客座椅上，忙完准备工作再收回。
哈尔滨的冬天，温度直逼零下四十度。每次飞机门打开，Vicky只能穿着丝袜迎接旅客。公司后来允许她们在飞机非飞行状态时穿黑色袜子，但每次飞行四段航线，她就得重复穿脱四次。
贝壳笑着说：“入职前看着机场里拖着行李箱的空乘特别优雅、漂亮，入职后，我常常为了赶上从家附近到机场的机组车，穿着制服、踩着高跟鞋、拖着行李箱一路狂奔。”
飞到各地游玩的计划也泡汤了。贝壳工作的几年正好撞上疫情，航线减少，收入暴跌至每月3000-5000元。而且，公司对她们外出过夜时的管理像管理幼儿园。驻外时不能离开本省，甚至不能去附近小城市，也不能在酒店点外卖。每次驻外，贝壳只能偷偷点外卖，“像打游击一样”。
为了检查空乘们驻外时是否听话待在酒店，领导会让乘务长召集所有空乘聚集在一起，打视频确定人员。点完名再挨个吹酒精测试，证明没有饮酒。
Vicky也有类似经历。她和机组成员落地外国后共同游玩，但玩的并不如期待那样尽兴。
空乘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来自旅客，还来自内部。每次飞行前，机组成员需要开会。某次会议上，贝壳没有回答好乘务长的问题，因而受到苛责。飞行时，她需要监控机舱情况。一位带小孩的旅客突然起身，被乘务长看到，她因此被警告。
贝壳工作一天走了8600步。乘务组里有五个号位，一号位为乘务长，统管乘务组，二号位负责头等舱，三、四、五号位负责普通舱，三号位任务较轻。通常，进入公司时间越短，号位越小，地位也越低，需要完成更多繁重的工作，如发放餐食、回应旅客呼叫铃、收拾卫生间等。
贝壳发现，如果航班有男性空乘，他们会被分配到较轻松的三号位，公司给出的解释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冲动，不太适合直接与旅客沟通。然而，同样的职位和薪酬，仅因性别就受到优待，这让贝壳感到不公平。
Vicky表示：“很多人觉得我们在飞机上走走秀就结束工作了，实际上从机头到机尾，我要伏低做小地服务每个旅客。如果工作出了点小瑕疵，要么喜提旅客投诉，要么喜提乘务长差评，休息日去公司被直属领导批评教育。”
宋云在培训的第一个月，就感受到公司制度并不保护空乘。比如空乘必须穿丝袜，但丝袜是易燃物，一旦飞机失事，空乘比旅客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有空乘从飞机安全滑梯滑下来，由于摩擦大，丝袜粘在腿上的皮肤，只能将丝袜连着肉撕下来。国外的空乘基本穿裤子，但宋云所在的航空公司仍要求穿裙装和丝袜。
每当空乘收到顾客投诉，无论投诉是否合理，基本上都会成立。旅客赞赏空乘时，客服却问是否有投诉。空乘们夹在“旅客是上帝”和“公司事无巨细的制度”之间，贝壳抱怨：“如果全部按飞行手册执行工作，那一定会收到更多投诉。”
旅客在飞机上下行时想上厕所，根据规定，旅客只能待在位置上，否则就是空乘失职。如果旅客投诉空乘态度不好，干扰自己上厕所，公司也会惩罚空乘。夹在中间的空乘们左右为难，没有固定标准处理公司制度和旅客关系，只能尽量兼顾两边，若被旅客投诉或被公司查到不合规，只能自认倒霉。
某次航班上，一位肥胖旅客在座位上去世。飞机下行时，旅客同伴发现他不对劲，按了紧急呼叫铃。乘务长不知所措，安全员帮助广播寻求医生旅客，请他们做心肺复苏。落地后，乘务长被领导屡次批评：“这样的情况是你的责任，出了什么事情你脱不了关系。”贝壳对领导的态度不解：“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乘务长被吓到也是应当的，毕竟她不可能马上掏出飞行手册按照程序完成。”
Vicky遇到过类似经历。一次，飞机上有名旅客突发心脏病，Vicky一直陪伴在她身边，不希望旅客有生命危险。然而，为了避免公司事后追责，她录下了对话。她关心旅客的同时，不得不防范公司复盘时泼脏水，录音成为对自己的最好保护。
航空公司职业发展路径是明确的，只要个人坚持工作足够年限，便能从基础乘务员、高级乘务员、乘务长等步步高升。工作五年后，贝壳辞去了这份铁饭碗，随着被派遣到国外工作的丈夫一同出国。她放弃这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这份工作像是“慢性自杀”。
虽然每天能飞到不一样的地方，但空乘们一直在狭小机舱内工作，每天讨论的内容围绕八卦展开。这样的工作环境和随叫随到、失去自我生活的工作属性，让贝壳工作几年里，除了提高了工作能力，其余都在原地踏步。在丈夫出国工作情况下，她立刻选择辞职，前往外国学习。
Vicky因为身体原因辞职。空乘们普遍都有职业病，如结节、腰椎间盘突出、中耳炎、月经失调和肠胃疾病等。年轻的空乘们面临不同选择，有些人继续坚持岗位上慢慢高升，有人像贝壳、Vicky一样出国学习提升自己，还有人因外观条件转行做网红、主播，宋云则为了跳槽去外航做准备。
Vicky翻出培训时期的同学合影，三十人中三分之一已辞职，一位空乘在闲暇时间当主播，兼职收入超过主业，最终离开公司。
回顾职业生涯，除了公司不合理的制度、机舱不公平的等级制度外，贝壳仍享受这份工作。每次穿着制服站在飞机门口，热情地向旅客打招呼时，她感觉一种力量从心里涌出，让她变得更热情、更主动、更自信。
一趟趟飞行，让她见到了不同的人和故事。某次旅程，一位旅客热情打招呼，但在听到安全提示时误操作，将黄色救生衣打开。根据公司规定，旅客需赔偿救生衣费用，大约两百元。旅客是一位年轻女孩，焦急地说：“我是去北京打工的，如果把钱给你，就没办法去北京了。”
女孩反复求情，身边的老大爷找到贝壳等乘务组人员，想替她缴纳赔款。大爷说：“这样一个小女孩，可能是想去大城市追梦。不要让她梦想折损在这飞机上，好吗？”贝壳听到这话心里酸酸的。但根据公司规定，她们不能接受大爷代为缴纳的赔款，怕事后被投诉。
几年前，贝壳仍记得那位年轻女孩支付赔款后，灰心走出机舱的背影。女孩放弃了去北京的计划，不知道她是否再启程。困于规则制度中，贝壳感到无奈，但只有接受。
空乘行业曾经光鲜亮丽，但如今却变得越来越不如人意。收入缩水、工作环境恶劣、职业病频发以及公司不合理的管理制度，都让这个职业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尽管如此，空乘们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服务着每一位旅客。在行业动荡的今天，或许只有通过改善管理制度、提升职业待遇，才能让这个曾经的“高薪”职业重现昔日的辉煌。
通过空乘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她们光鲜外表下的辛酸与无奈。她们不仅仅是服务员，更是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角色。在旅客与公司之间，她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委屈。希望未来，空乘的职业环境能有所改善，让她们在工作中找到更多的幸福感与成就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空乘人员的个人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有的人选择坚守岗位，希望行业能够复苏；有的人则选择转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无论选择何种道路，都需要勇气和智慧。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应该只是为了生存，而应该有更多的追求和梦想。
空乘工作的辛苦不仅仅体现在薪资上。长时间的飞行、不规律的作息、以及必须面对的各种旅客，这些都是空乘人员必须承受的压力。在社交软件上，空乘对工作的抱怨层出不穷：从没有素质的旅客到暗藏的机舱等级制度，再到微薄的薪水，这些问题都在逐渐消磨着空乘人员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