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家庭困境：多面挑战与破局之路
农民工家庭困境：多面挑战与破局之路
农民工家庭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条件差、流动频繁、文化水平低三个方面。这些困境导致流动儿童在入学前就处于教育不利地位。
经济条件差
农民工的家庭经济背景条件普遍较差。据相关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 1.2 亿人左右，他们大多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耗费体力的工作，如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42.1% 和 36.7%。这些工作工资水平较低，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呈现层次分明的梯度起伏特征，其中，收入在 1300 到 1800 元之间的农民工比重为 65.4%。家庭责任重大，支出也大。一个家庭基本上就一人上班，老婆只能在家里带着孩子，照顾着父辈，经济的重点全部压在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身上。每到发工资，许多农民工只会留下几百块的应急钱，剩余的都寄回家里去，寄回去的钱用于各项生活开支，也剩不下多少钱。
流动频繁
农民工的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工地打工不稳定，收入波动性太大。一个工程只有三四个月工期，满打满算也就三四万，这还是一天都没有休息的情况下的收入，而工程结束之后，这些人就通通失业了，折算到一年，其实一天收入还是不如白领们。并且农民工家属迁移规模的增加与土地流转概率不存在线性关系，农民工未成年子女迁移显著加大了家庭经济压力，并可能降低家庭对父母迁移的经济投入，进而降低了父母迁移的概率。农民工基于经济理性不得不使其父母留守农村，形成了代际分工式半工半耕和代际接力式市民化模式。
文化水平低
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初中为主，所占比重为 59.6%，而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农民工的比重是 18.8%，小学文化的农民工比重为 16.6%。可见农民工的低文化水平阻碍他们融入城市文化，加剧了工作生活的困难。低文化水平也使得他们在就业选择上受限，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工作，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条件差的困境。同时，文化程度不高导致自身维权意识差，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在务工期间即使出现事故也拿不到工伤赔偿。
经济条件差之表现与影响
收入与支出的矛盾
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困境首先体现在收入与支出的严重不平衡上。一方面，农民工的收入看似可观，一天能有三四百元的工资，但实际上由于工作的不稳定性，全年的收入十分有限。如一个工程可能只有三四个月的工期，即使在这期间一天都不休息，满打满算也就三四万元。而且工程结束后就面临失业，一年下来实际收入并不高。同时，家庭责任重大，经济支出却一点不少。农民工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一个家庭基本上就一人上班，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每到发工资，许多农民工只会留下几百块的应急钱，其余都寄回家中。这些钱要用于家庭的各项生活开支，包括食品烟酒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人情往来支出等。其中，教育支出仍是家庭支出的重头，有在校子女的家庭一年教育支出户均 1.6 万元、人均 1.2 万元。此外，购房建房支出也较高，当前房价及建房成本一直在高位运行，无论是自建、租房还是购买住房入住城镇的农民工家庭压力都相对较大。农民工还面临着保障程度低、风险大的问题，没有社保，工地上危险系数高，一旦出事故，多数情况下雇主方一次性补偿就完事，家庭经济更受重创。
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农村，缺少劳动力的家庭经济条件往往很差。由于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家庭的农产品种植往往面临成本高却收益低的困境。以广元市为例，近年来，广元农民工务工收入平稳增长，务工收入对家庭增收贡献显著。但另一方面，一些家庭也面临着子女教育费用比重过高、人情往来支出频繁等压力。在新家庭观的影响下，贫困家庭娶媳妇困难。一方面，彩礼太高，男多女少，再加上房子和车子等要求，使得贫困家庭难以负担。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让女方家庭有所顾虑。这样一来，贫困家庭难以增加劳动力来改善经济状况，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例如，全国 45% 的农村家庭可能面临子女结不起婚的困境，其中 10% 的家庭将面临子女结不起婚的困境。对于农村的父母来说，将子女养大，就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成家，自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然而现实却让他们愁白了头。
流动频繁之影响与原因
对农村的多方面影响
民工流动对农村经济方面，民工收入 “返乡” 成为农村经济、现金收入的重要部分，改变了农村经济收入结构。以竹山县为例，农民外出务工后，打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到农民全年收入的 60% 甚至 70% 以上。外出务工还引发了农业经济新形式的出现，为土地有序流转、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后，出现了土地流转，一些农民将 “种不了” 或 “种不好” 的承包地转包或无偿交给他人种植，规模经营逐渐出现。同时，促进了山区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农民回归创业提高了山区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政治方面，民工流动虽推动了国家及各级政府针对农村、农业、农民的 “三农问题” 在经济、社会政策及制度的制定，但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在社会方面，民工流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出现 “空巢化”“空心化”，劳动力严重不足，特别是青壮年劳力大量外流后，山区农业生产由于机械化程度低，很多农事操作还需要依靠人力，有的还必须是青壮年劳力，劳力供不应求，直接导致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农活 “请工难、工价高”，进而造成种植效益下滑。受此影响，山区农业生产一是耕地复种指数降低，过去一年种植三茬的改两茬，两茬的改一茬，冬闲面积扩大；二是种植管理由 “精细” 变 “粗放”，不及时、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影响最终产量；三是农业生产追求 “轻简化”，土壤耕作、农家肥使用均不如以前，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利。
流动频繁的原因
除了我国较低的产业技术层次及庞大劳动力供需规模使流动机会成本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收入 “天花板” 效应等导致农民工只能通过不断换工作寻找机会，同时劳动力市场不规范、信息不充分也拉长了寻找工作的时间之外，还有其他原因。
一方面，农村体制改革打破了乡土社会的不流动状态，农民有了支配劳动力的自主权，追求劳动力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走上转移的道路。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单位由生产队转换为家庭，农民们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纷纷选择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工的影响也是导致流动频繁的原因之一。农民工即使在城市努力工作甚至定居，仍旧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和社会福利。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缺乏社会支持，极度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心理健康也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往往会频繁更换工作和工作地点，以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此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部崛起迅速，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城市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出现新变化，不少原来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转向全国其他地区，民工流向成多元化发展，这也导致了农民工流动频繁。
文化水平低之后果
就业与融入困境
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极为有限。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体力劳动型工作，如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42.1% 和 36.7%。这些行业不仅工作强度大，而且工作条件恶劣，超出正常人所能承受的负荷。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工难以获得更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工资水平也普遍较低。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农民工群体，在融入城市文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城市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农村有很大的不同，低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很难适应城市的文化氛围，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他们往往难以理解和遵守城市的规章制度，也难以与城市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不良行为风险
文化水平低使得农民工更容易受到不良诱惑的影响。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判断力，一些农民工可能会参与危害情感的网络交友，陷入虚假的感情陷阱，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还可能对家庭关系造成严重破坏。过度饮酒和参与赌博也是常见的不良行为。在工作之余，由于缺乏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一些农民工可能会选择通过饮酒和赌博来消遣时间。然而，过度饮酒不仅会损害身体健康，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赌博更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容易让人陷入债务困境，甚至导致家庭破裂。此外，一些农民工可能会触碰网贷，由于对金融知识的缺乏，他们可能无法正确理解网贷的风险，轻易陷入高额利息的债务纠纷中。这些不良行为不仅会对农民工个人和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还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劳动关系问题
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在确立劳动关系时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用人单位对工伤保险的认识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农民工生存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时间为 8.7 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 80.5%。这种低学历群体使得用人单位往往忽视农民工的工伤权益，部分建筑企业老板为了节约成本，以已办理商业保险为由，拒绝办理工伤保险。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差。文化程度不高导致自身维权意识差，不懂得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在务工期间即使出现事故也拿不到工伤赔偿。同时，岗位素质偏低，安全防范意识差，这又是导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此外，工伤保险宣传力度不够，参保氛围欠缺。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对工伤保险的认知程度较低，使得工伤保险在建筑施工领域的推行面临困难。
困境中的思考与展望
抗风险能力分析
农民工家庭由于经济条件差、流动频繁、文化水平低等原因，抗风险能力极弱。从经济方面来看，农民工家庭收入不稳定且较低，一旦遭遇突发情况，如家庭成员生病、工伤等，家庭经济很容易陷入困境。例如，根据相关调查，68.17% 的受访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 4000 元，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49.20% 的受访农民工家庭表示无法维持 2 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这些困境家庭中有 57.34% 的表示无法维持 2 个月，其中有 23.08% 的无法维持 1 个月。从流动方面来看，频繁的流动使得农民工家庭难以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无法积累稳定的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也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从文化方面来看，低文化水平限制了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得他们在面对风险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手段。
未来发展因素影响
- 进城能力
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进城成本是农民进城的经济前提，其中进城成本是关键变量。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居成本，也就是是否有能力支付购房成本，房价高涨只挡住了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对于条件较好的农民工家庭而言，进城购房尚构不成障碍；二是乐业成本，是否有能力获得稳定而有尊严的工作岗位，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其学历低、技术弱、身体条件周期性波动等劳动力素质结构决定了其工作的流动性，注定无法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工作岗位，强行留在城市务工，只能以沦为主流就业市场边缘人群为代价；三是养老问题，农民工群体绝大多数是没有社保的，随着年老体衰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老年生活怎么办？关键是已经习惯了农村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农民工群体，是难以在城市颐养天年的。有基于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而言，进城消费是理想，返乡生活才是现实。
- 家乡吸引力
家乡吸引力是农民工返乡的社会基础。调研时，绝大多数农民工明确表示返乡，理由如下：一是家乡空气好，好山好水好人家，不必忍受城里污浊的空气；二是村庄熟人多，有人说话，办事方便，人也不寂寞，到了城市，就像进了监狱，在小区里待久了，很有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症；三是老家有田地，种瓜种菜种庄稼，劳动有意义，关键是健康又有机；四是成本低，吃穿都是自己的，花费少，不必像城市生活，锅上锅下都需要钱。
- 个体主观选择
个体或家庭主观选择，既有对教育、消费等城市优势资源的期待，也有对落叶归根的故土依恋。农民工进城与否，既不是一个价值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根据以上三大因素在家计模式、家庭分工和家庭发展需要等大框架下具体的、实践着的选择，需要具体分析。
解决途径探讨
- 政府层面
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家庭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社保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尤其是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例如，出台相关政策，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确保农民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时能够得到及时的赔偿和治疗。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可以设立专门的农民工职业培训基金，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技能的工作岗位，提高工资收入。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农村的吸引力，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和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
- 社会层面
社会各界应关注农民工家庭的困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企业可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例如，实施农民工轮流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农民工回家与家人团聚，同时为其带薪休假并报销车费，把岗位留着，让其探亲回来之后就能到原工厂上班。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例如，公益机构可以组织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工家庭开展农忙工作，同时为他们提供法律宣传和咨询服务，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农民工自身层面
农民工自身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避免过度消费和提前透支，合理规划家庭收支。例如，农民工可以制定家庭预算，合理安排收入和支出，避免不必要的消费和浪费。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培训，提高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培训课程和学习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同时，农民工还要注重家庭的稳定和子女的教育，正确处理好打工与家庭的关系，为子女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总之，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为农民工家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