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 16世纪欧洲：经济变革、政治博弈与宗教改革的前夜
15 - 16世纪欧洲：经济变革、政治博弈与宗教改革的前夜
15-16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还引发了政治格局的重组和宗教秩序的挑战。本文将从经济变革、政治博弈到宗教改革的前夜，全面展现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深刻转型。
经济变革：资本主义的萌芽
自15世纪下半叶起，欧洲社会迎来了深刻的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如同破土而出的新芽，开始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纺织行业率先发生变革，传统的手工纺织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水力纺织机、珍妮纺纱机等先进设备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纺织效率，使得纺织品的产量大幅增加。
冶金行业同样如此，新型的熔炉和冶炼技术不断涌现，能够生产出更高质量的金属制品，满足了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需求。
机器制造行业也在不断进步，各种精密的机器零件被制造出来，为其他行业的机械化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行业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标志着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劳动进一步分工。在过去，小手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工匠们在自己的小作坊里独立完成产品的制作。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较大的手工工场开始兴起。手工工场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和生产设备，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开始出现。
在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农村中也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些富裕的农民开始租赁土地，雇佣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农产品逐渐进入市场流通，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贸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迫切需要扩大同世界各地的贸易。而此时，中国火药、罗盘的传入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
火药的传入改变了欧洲的军事格局，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武器制造业的发展。
罗盘的传入则为航海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使得欧洲的航海家们能够更加准确地确定航向，探索更远的海域。
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在航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使得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更加便捷；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为欧洲的殖民扩张和贸易拓展了新的空间；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进一步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
这些航海成就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欧洲商业革命。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市场不断涌现，商业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活跃。新兴资产阶级抓住了这一机遇，通过贸易和殖民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加速了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制度的解体。
政治格局的演变
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对政治的诉求也日益强烈。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促进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作为自己对外贸易竞争时的坚强后盾，保护本国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割据，尽力支持统一的王权政府。
在15世纪下半叶，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君主专制的政府。这些君主专制政府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措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教会在欧洲拥有大量土地，是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教会不仅控制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还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打破教会的束缚，因此，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教会。而王权的加强也势必会削弱教权，因为教会的权力过大，会对王权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与新兴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另一方面，教会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教会内部争权夺利，教权分裂，神职人员腐化，早已使教会威信扫地。从14世纪起，罗马教廷实际上已沦为法国的附庸，教皇的权力受到法国国王的制约。欧洲各国陆续摆脱教廷控制之后，教廷的收入锐减。然而，教皇的挥霍却有增无减，为了维持教廷的庞大开支，教皇只好用各种手段来加重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剥削与掠夺。于是，封建割据的德国就成为了他宰割的主要对象。
德国的经济困境与社会矛盾
德国的工业在整个欧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如莱茵河流域、萨克森等地，出现了一些大型的手工工场，从事纺织、采矿、冶金等行业。
然而，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仍然落后。在农业方面，德国不如英国和尼德兰。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得农业生产实现了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尼德兰则在农业技术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具有优势。在工业方面，德国不如意大利和英国。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发展出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英国则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在海外贸易方面，德国遭到荷兰和英国的排挤。荷兰和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控制着世界贸易的主要航线，德国的商船很难在海外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阻碍德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德国封建割据的政治局面。到16世纪初，德国仍有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还有数以千计独立的帝国骑士。皇帝的势力因与教会斗争而削弱，无力控制众诸侯。
众诸侯在自己的领土内各自为政，他们设立关卡，对过往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导致国内贸易成本高昂，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币制繁杂，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货币，这也给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诸侯之间时而结盟，时而对垒，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割据的政治局面，对内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不能为本国贸易提供有力的保护，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全国的经济发展。
因而当欧洲大部分国家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尽力抵制罗马教廷的横征暴敛后，教廷便把经济损失转嫁到四分五裂的德国身上。他们利用德国当时政治分裂无力自卫、只有宗教热而缺乏民族意识等机会，对德国进行掠夺。据统计，16世纪初，每年从德国流入教廷的财富高达30万金币，而帝国税收却只有1.4万金币，德国成了“教皇的奶牛”。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不断壮大，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德国社会各阶层分别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教廷表现了强烈的不满。
德国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与反抗
当时，全德国有约1/3的土地属于教会财产，这是皇帝和诸侯难以容忍的事。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不仅减少了皇帝和诸侯的土地资源，还使得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教会的制约。
对于德国农民来说，教会的土地占有更是套在他们身上的沉重枷锁。15、16世纪时，德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多数是依附农，甚至还有农奴。农民们除了向地主缴纳地租及无偿劳役外，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和其他一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教会和地主还可私设公堂，对农民滥施酷刑。处在教俗双重压迫下的农民忍无可忍，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例如，1524 - 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农民们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取消什一税等要求，但这些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然而，农民的愤懑情绪有增无减，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中。
由于教会的经济实力和特权禁锢了德国的工商业发展，市民阶级在要求政治民主的同时也强烈要求改革教会。1513年，科隆市民向市政厅提出154项要求书，其中包括要求限制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例如，主教、修道院长的亲属不得任市政厅官员，以防止教会势力渗透到市政管理中；神职人员犯法与平民同罪，打破了教会神职人员的司法豁免权；神职人员须依法纳税，增加了教会的财政负担；神职人员不得借宗教活动向教徒索费，减轻了教徒的经济压力。这些要求反映了市民阶级希望建立一个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廉价教会”的意愿，即减少教会的特权和开支，使教会能够更好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
教会特权的增多也使教士们产生了分化。以教皇为首的高级僧侣构成了教会内部的特权阶层，他们是教产的实际占有者，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帝国的诸侯。他们滥用宗教特权，通过买卖神职、出售赎罪券、圣像、圣徒遗物等手段来搜刮民财。他们还利用开除教籍、绝罚等来威胁反抗的人民，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生活腐化，胡作非为，极遭人民痛恨。
而一些低级教士则出身平民，收入微薄，生活清苦，但信仰虔诚。他们反对高级僧侣穷奢极欲，构成了教会内部的另一派势力。他们也要求改革教会，并得到上层教士中一些洁身自好的有识之士的同情。
皇帝、诸侯等大封建领主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与教廷是同盟军，但实质上他们却是同床异梦。皇帝为了对付骄横的诸侯，不得不与教廷结盟，利用教权的协助来迫使诸侯就范；诸侯则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决定对教皇与皇帝的态度，时而阳奉阴违，时而公开对抗。例如，1500年，当教皇借大赦年在德国大肆搜刮时，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就要求教廷把部分金钱退还给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貌合神离的局面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宗教改革的思想准备
早在14世纪时，德国多明我会修士爱克哈特和陶勒尔等人就强调信徒个人的宗教经验，认为信徒可以直接与上帝“交通”，不用神职人员作中介。他们反对教会繁琐的崇拜仪式，不承认教会对信徒有惩戒和赦罪的职能。这些人被称为“神秘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强调个人的内心体验和对上帝的直接信仰，打破了教会对宗教信仰的垄断。16世纪初，这种神秘主义思想在德国市民中颇得人心，神秘主义的神学著作，如《日耳曼神学》等得到了广泛的宣传。这些著作强调信徒的个人信仰和内心体验，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5世纪中叶起，人文主义开始在德国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首先向教会发难，他们抨击教会的伪善，揭露神职人员的腐化。1503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写成了《基督的战士手册》，强调信徒个人内心的信仰，反对崇拜圣物和圣徒。他认为，真正的信仰应该建立在内心的虔诚和对上帝的爱之上，而不是依赖于外在的仪式和崇拜对象。1516年，他又发表了《愚人颂》，对上层僧侣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在书中揭露了上层僧侣的贪婪、虚伪和腐化，批判了教会的种种弊端。尽管人文主义者们大多数只希望教会进行整顿与改革，并没有否定教会和教皇的动机，但他们对教廷的深刻揭露和抨击，严重地打击了教廷的威信，为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作了思想准备。
15、16世纪，印刷术革新，活铅字版的应用促进了《圣经》的普及。1455年，德国活字版印刷术创始人谷腾堡用活铅字排印了第一部拉丁文《四十二行圣经》。这一创举使得《圣经》的印刷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成本也大大降低。1516年，伊斯拉谟编印了第一本希腊文活字版《圣经·新约全书》，并作了注释，深受信徒欢迎。此后，欧洲各国翻译和出版《圣经》之风大盛。
《圣经》的普及，打破了教会对《圣经》的垄断，使得普通信徒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圣经》的内容。这动摇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因为教皇一直声称自己是《圣经》的唯一解释者，而《圣经》的普及使得信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圣经》，对教皇的权威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