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张守涛：曾国藩的“败笔”和耻辱
青年学者张守涛：曾国藩的“败笔”和耻辱
曾国藩，晚清重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他的成就与局限并存。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位历史人物的“败笔”与耻辱，从立言、齐家到政治生涯，展现了曾国藩作为传统士人的复杂性。
“大才赤忠难补天”，其实，曾国藩最大的失败、耻辱不是他所说的“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而是号称“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为之努力一生的清朝中兴事业不过昙花一现，甚至连真正的中兴都谈不上，如李鸿章所言只是“裱糊”而已。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曾国藩再完美也毕竟不是真正的“完人”，他也有不少失败、遗憾，如他也曾杀人如麻，以民众血肉筑养自己的“神圣”。
最大的“败笔”当在立言方面，虽然曾国藩所著的《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风行至今，但这些著作只是他“顺手牵羊”而已，他并未写出多少国学经典著作，更未能像王阳明一样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曾国藩早年的志向其实是文章报国，如他在 1840 年 6 月 7 日的日记中所言：“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储蓄，可以借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此后，他也一直坚持读书作文，钻研践行文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道。但曾国藩始终不满意自己的学问、文章，在日记中经常自责。如他 1841 年在自己 30 岁生日时感慨道：“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20 年后，他在 1861 年的日记中回顾往事又写道：“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去世的前一年，他回顾一生则感叹道：“念此生学问、文章，一无所成，愧悔无已”……
这些自责当然有曾国藩的谦虚成分，但客观而言，曾国藩虽也有高深学问，但恐怕难以称为国学大师，比肩他同代的倭仁、王闿运都难，至于文章水平虽传承桐城派，但恐怕也比不上桐城派前辈方苞、姚鼐。曾国藩虽然也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十几本书，但真正流传风行的是《日记》《家书》等“成功学”作品而非其国学著作。
“相传光绪年间，有人向清廷建议，应准曾国藩从祀文庙。清廷下礼部议奏，部议国藩无著述、于经学亦无发明，且举王湘绮的挽词证之。事遂终止。”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方能成为真正“圣人”，曾国藩立德不足，立言更是匮乏，他没有富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更没有像创建心学的王阳明那样开宗立派，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所以他顶多只能称为半个“圣人”，而不能像孔子、王阳明一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圣人”。这主要与曾国藩的天资和环境有关，曾国藩天资一般甚至愚笨，而后半生又陷入戎马生涯，没有足够的才智和机遇“悟道”、修学。
在齐家方面，虽然曾国藩的弟弟、儿子、后代都足以让他欣慰，但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则是他女儿大多遇人不淑、命运多舛，而这与曾国藩脱不了干系。曾国藩长女曾纪静嫁给了曾国藩翰林院同事袁淑六儿子袁榆生，“淑六尚有品学，其子亦聪明伶俐。与之结姻，谅无不可”。可谁也没想到，长大后的袁榆生成了花花公子，放荡饮酒、负债累累，把父亲一生藏书都卖了，且“未婚而先娶妾”。婚后，袁榆生继续沾花惹草、冷淡妻子，甚至仗着曾国藩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大肆嫖娼，气得曾国藩与他断绝关系，也气得曾纪静生了大病、抑郁而终，年仅 29 岁。
二女儿曾纪耀非常贤惠，甚至曾割肉给病危的曾国藩当药吃，却因有一个脾气暴躁、经常家暴的丈夫而逆来顺受、“抑郁终身”“无人生之欢”，和大姐一样没有生育、红颜薄 命。三女儿曾纪琛的公公是湘军名将罗泽南，但她丈夫罗允吉却“性情乖戾”、品行不端，她婆婆则“性颇悍厉”、极难伺候。四女儿曾纪纯倒是嫁了个举案齐眉、互相恩爱的丈夫，可惜结婚三年丈夫便病逝，自己也因独自抚养两个幼子积劳成疾而早逝。只有最小的女儿曾纪芳嫁对了人，丈夫聂缉椝对她很好，且后来官至巡抚，她自己也得享高寿，“子孙绵继，寿登 耄耋，既贵且贤”。
选婿有风险，结婚当谨慎，曾国藩这些女儿的不幸其实多由他一手造就。如他前几个女婿多是他从小选定的豪门子弟，却不料长大后骄纵暴躁，只有小女儿曾纪芳是长大后才给她选的丈夫；再比如，他大女儿、三女儿受不了丈夫虐待，想回娘家待着，却被坚守理学的曾国藩送回婆家继续“耐劳忍气”、恪守妇道，最终导致抑郁而终。或许曾国藩对此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就像饿死偷吃糕饼女儿的海瑞一样，“伦理纲常”在他们心中要比自己骨肉还重要。这也是曾国藩自己大肆杀人以及默许部下大肆屠杀的根本原因所在，人的性命在“天理”面前轻如鸿毛，如曾国藩自己所言：“天父天兄之教，天雁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这也可见传统思想、伦理的确需要“转型”，需要现代价值观。
“寿则多辱”，曾国藩也有很多耻辱。深悟谦退之道的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虽也主动裁军，可惜并未功成身退，而因此引来了自己“晚节不保”。
第一个耻辱是曾国藩剿捻不力而被李鸿章接替，而李鸿章很快就剿灭了捻军，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虽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虽然李鸿章剿灭捻军基本采用的是曾国藩原来的方略，但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国藩内心肯定也有失落和羞耻。第二个耻辱也是他最大的耻辱，乃“天津教案”。从此，曾国藩身心俱垮、抑郁万分，两年后便离开了人世。在去世前四天的日记中，曾国藩概况自己一生写道：“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这句话透露出曾国藩内心无限悲凉，一生勤恳立志成“圣”的曾国藩最终几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为谁辛苦为谁忙，终不过大梦一场。
“大才赤忠难补天”，其实，曾国藩最大的失败、耻辱不是他所说的“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而是号称“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为之努力一生的清朝中兴事业不过昙花一现，甚至连真正的中兴都谈不上，如李鸿章所言只是“裱糊”而已。
曾国藩对此也有感知，通过他与心腹赵烈文的几次谈话可见一斑。1867 年 6 月 20 日，曾国藩对赵烈文忧心忡忡地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直接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赵烈文还认为大清得天下“创业太易，诛戮太
重”，“创业太易”是指清军因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大门而入关，“诛戮太重”是指清军入关后大肆屠杀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以及其后高压统治。这两点导致大清统治缺乏“合法性”不得人心，因此不会出现苟延残喘、南北分治的情况。半个月后，赵烈文更是指出“中兴” 之不可能在于：“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国藩拿出“皇帝勤政”“权柄从不下移”“德政”等例子论证大清还有希望，而赵烈文则认为大清气息奄奄，没有卓越人物，主政的奕䜣虽然聪明但没有大智慧，想靠一两个“小打小闹” 挽救不了颓败不堪的大势。
对于这番惊天言论，曾国藩刚开始不以为然，直到他担任直隶总督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和恭亲王、文祥、宝鋆等清廷核心人物及明了全国形势后，才不得不承认大清大势已去、无可救药，“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余一筹莫展！”他对赵烈文说道：
两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诉）、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还对赵烈文说如果清朝果真中兴才不负他的“攻克金陵”等所为，意思是说如果清朝没有中兴那他将会成为“亡国之臣”，还对赵烈文说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并开始向赵烈文学佛。1879 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作了一首《自箴韵语》，其中一句写道：“补救无术，日暮道穷”。可见，曾国藩最终承认大清气数已尽、回天无术。
果然如赵烈文所言，不出五十年，清朝便灭亡了，而灭亡的原因也正如赵烈文所说“乃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更吊诡的在于，如学者朱东安所言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挽救了清朝，也是他创建湘军、“兵为将有”，导致从此武装私有地方做大，中央权威丧失，而致使清朝很快灭亡。“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可以说，曾国藩既是大清帝国的拯救者，也是它的掘墓人，这恐怕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初心”，而是他最大的悲哀。
曾国藩早年非常自负，相信事在人为，中年后认为“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晚年则“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尽力做到了儒家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将向内的理学与向外的经世之学近乎完美地结合贯通，不愧为晚清第一人。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皆有定数，曾国藩终究不是“完人”“圣人”，也有不少“败笔”遗憾，更改变不了大清王朝和儒家文化的气数。
“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珍视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身上有儒家的艰苦真诚，也有道家的知雄守雌，他能如墨翟一般胼手胝足，也能如申韩一样残酷无情。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全才”，但他终究只是传统的士人，几乎没有任何现代观念、意识，更没有对时代的敏锐判断、思考。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他的缺点、不足其实也不少，对于我们最大的意义主要在于修身齐家方面而已。
总之，曾国藩尽心尽力、超凡入圣，但他终究还是凡人，他在自己身上试图克服人性和时代但终究克服不了，他未能超越时代、引领时代，更不能阻止历史滚滚向前。曾国藩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个时代其他人了，现代化之艰难之重要也可见一斑。
（本文选自张守涛所著《浩荡七十年：大清衰亡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文联出版社授权发布，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