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滇范儿”与“中原风”在文物中相遇

当“古滇范儿”与“中原风”在文物中相遇

在云南省博物馆中，一批古滇国时期的文物以其独特的“古滇范儿”和明显的中原文化印记，展现了2000多年前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交流融合。其中，牛虎铜案、滇王编钟和滇王玉衣三件文物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不仅实证了沉寂在史书中的古滇国的存在，还为我们重现了热闹生动、美美与共的古滇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场景。

观众在云南省博物馆里观赏和了解牛虎铜案（资料图）。新华网 赵普凡 摄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用寥寥数笔记载了一个曾经活跃在滇池沿岸的古老文明——古滇国。这个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长期以来史料匮乏，踪迹难寻。好在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一系列珍贵的文物相继出土，成为探寻这一古老文明脉络的线索。

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青铜时代的云南”展厅里，就陈列着一批古滇国时期的文物。以青铜器为主的系列展品，造型生动、写实，有着鲜明的“古滇范儿”。但在其中一些文物身上，专家们也发现了明显的中原文化印记。

牛虎铜案：滇青铜器与中原礼器的结合

在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23万余件文物中，牛虎铜案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这件文物于1972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24号墓，发掘出来时碎成了20余块。经过考古工作者两个多月的拼合修复，一件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展露真颜，惊艳了众人。

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则是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四爪紧蹬牛身，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还立着一头悠闲懵懂的小牛。从器物造型来看，是滇青铜器中常见的“虎噬牛”题材。而从用途来看，“案”又称“俎”，其形制来源于中原，是祭祀中用来盛放献祭牲的礼器。《左传》中提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牛虎铜案身上的中原四足案特征，以及器物反映出的古滇人遇到重要事情也会举行祭祀这一信息，我们能够窥见一个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碰撞共生下的多姿灿烂的古滇文明。

滇王编钟：中原礼乐制度的影响

再来看另一组青铜器，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可谓家喻户晓，但却鲜少有人知道云南省博物馆里也陈列有一套编钟。因和“滇王之印”同样出土于晋宁石寨山6号墓，故而被称为“滇王编钟”。器物1套6件，造型规整，纹饰华丽，数量虽不多，却气度不凡。

编钟兴起于西周，战国更出现了由编钟、编磬组成的盛大乐队。“滇王编钟”的发现，反映了中原礼乐制度对古滇国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中原编钟一套的数量多为奇数，而古滇国的则多为偶数。再来看“滇王编钟”上的纹饰，编钟两面各铸有4条蜿蜒的龙纹，或拖尾或卷尾，两足三趾，长耳，无角，颊旁有髭须状物。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龙纹相比有些古拙“呆萌”，保留了地方原始图腾的特点，是汉文化与滇文化融合的产物。

有学者研究认为，“汉习楼船”所带来的“新潮”文化在古滇国流行一时，滇国贵族因追慕汉风而攀附龙纹，他们墓葬中所见的种种龙形图像，生动展现了古滇国上层社会对汉文化的追随。

滇王玉衣：汉文化影响下的“仿制品”

再来看一件同样被冠以“滇王”名号的文物——“滇王玉衣”。这组玉片与“滇王之印”“滇王编钟”一样，出土于晋宁石寨山6号墓。玉衣是两汉时期的高等级殓服，但“滇王玉衣”与汉诸侯墓葬中所见玉衣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是玉片的数量有些稀少，一共只有166片，除去头部所占的六七十片，身部不足百片，恐怕连一件上衣都无法组成。再来看玉片的工艺，其中札片69片，它们都是经过打磨加工的，且在边角处有穿孔，无疑是玉衣的一部分。但剩余的97片坯片断口处极为粗糙，且无穿孔。有学者认为该玉衣并未完工，仅为半成品，而且可能只是一件覆盖面部的“玉覆面”。

玉衣原本是汉文化的产物，偏居西南一隅的“滇王”却也不惜重金跟风模仿，极力想要打造“同款”。虽然因制玉技术有限，工匠们又无先例可循，出来的效果与“原版”差距甚大，却也为我们探索古滇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鲜活而具体的材料。

结语

回望历史，一眼千年。无论是光彩依旧的“牛虎铜案”，气度不凡的“滇王编钟”，还是做工稍显粗糙的“滇王玉衣”，不仅实证了沉寂在史书中的古滇国的存在，还为我们重现了2000多年前热闹生动、美美与共的古滇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场景。

江河汇流，百川归海。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近年来晋宁河泊所遗址一系列简牍、封泥的出土，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使治权，地处西南边陲的古滇文明最终汇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