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英格兰贵族家庭等级制度的出现及其影响
15世纪末，英格兰贵族家庭等级制度的出现及其影响
15世纪末的英格兰贵族家庭等级制度是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贵族家庭账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贵族家庭的经济状况、等级观念以及性别差异。
贵族家庭账簿中蕴含的信息量十分丰富。除反映贵族家庭的经济状况外，还蕴含等级观念和性别差异，并体现在家庭的方方面面。贵族家庭是当时英格兰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因而可以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从而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
贵族家庭的等级区别
无论是在贵族家庭内部还是外部，等级观念无处不在。在内部，不同等级的家庭成员承担不同的职责，并享受不同的物品。在外部，等级差异同样显著，这种等级观念为贵族家庭带来了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家庭运行最直接的目的是为家庭主人提供舒适的生活，确保其衣、食、住、行等，并提供必要的精神服务，此外，还需帮助领主维持其现有的荣誉和利益，为提升其政治和社会地位而努力。家庭仆人主要为家庭主人服务，有时也会为其高级宾客提供服务。在仆人之间，等级区别非常显著。
就其职责与分工来看，管家可以被视为一个总体的管理者，在家庭中的作用极为重要。管家通常会帮助主人确定家庭政策并执行，并且负责维持家庭内的正常秩序，确保家庭顺利运转。此外，财务主管也是家庭主要官员之一，主要管理家内的财政事务。
管家和财务主管之下是一些中层仆人，如马厩总管、大厅总管、厨房总管等。尽管他们无法参与家庭内的重大决策，但也是家庭的实际管理者，同时监督家庭各项政策的实际执行。
如诺森布兰德伯爵亨利曾在1494年将接下来一整年对家庭的安排交给管家理查德·古奇以及厨房管家托马斯·珀西，二者需要派出专门人员采买家庭所需的肉类、鱼类、酒类、香料等物品，理查德·古奇和财务主管还需按照季度或在年终时为仆人发放薪资。
在一些大贵族家庭中，担任管家、财务主管、马厩主管等职位的高级仆人大多出身较高，他们可能与主人的社会地位接近，甚至是其亲属。
除担任家庭职位外，他们还是领主顾问班子的成员，为领主在重大事务上提供建议，维持领主与其他贵族或地方乡绅的关系。除高级仆人和中层仆人之外，还有进一步的区分。
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一位在领主大厅侍候的绅士理论上会比贴身男仆获得更好的衣物和更多的食物，但他们均要从大厅总管那里获得指示，听从大厅总管的命令。
很多情况下，绅士会帮助领主传达一些重要信息，或直接为上层贵族服务，因而绅士的职责使其与上层阶级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贴身男仆的地位略低于绅士或侍从，但在马车夫之上。贴身男仆的职责较为具体，以马厩部门为例，他可能负责一个马厩的粮食储备，甚至直接处于马厩主管的地位之下；在大厅中，他可能位于次席等候服务；也可能为家庭主人收拾床铺、屠宰动物供其食用等等。
相较于贴身男仆，马车夫的地位更低一些。在贵族家庭账簿中，很少对马车夫进行详细记载，在家庭账簿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一名马车夫的名字。
他们主要负责洗刷马匹、清洗马房，并完成来自管理者的命令等，几乎不会被分配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工作。相较于以上提及的仆人，贴身男仆和马车夫的社会背景则低得多，他们通常来自住宅所在地，他们是家庭中真正工作的人员。
小仆从和童仆在家庭内可能比马车夫的级别还要低一些。家庭中的许多高级仆人都有年轻仆人为其服务，这些年轻仆人可以为他们分担一些事务。童仆有时和女主人一起，为她取东西或做其他简单的事情；他们也经常在厨房帮忙，或每晚打扫食物储藏室。在厨房和面包房中，童仆可能是最常见的。
虽然贵族家庭中的小仆从和童仆花费大量时间工作，但他们同时接受各种技能的培训。成年后，他们可以成为家庭中的绅士、贴身男仆或是马夫。此外，不同等级的家庭成员在所用物品方面差异显著，这里仅以食物和衣着为例。就食物而言，家庭成员等级越高，可食用的食物种类越丰富。
如前所述，依据贵族家庭账簿可知，葡萄酒、香料、野味等食物价格昂贵，因而大多供给贵族家庭主人食用，部分高级仆人有机会食用，而普通仆人主要食用较为粗糙的面包、饮用麦芽酒、食用腌肉或腌鱼等，香料和野味是上层贵族才能享受的物品。
不同等级的家庭成员每餐的预算也存在差异：1383年，在什罗浦郡斯勒·斯特兰奇的家庭中，每日饮食费用是按以下标准计算的：领主约7便士、乡绅约4便士、自由民约3便士、马车夫约1便士。
除食物外，人们的衣服最易展现其社会等级。衣物和布料不仅可以用来保暖，还可以直观地表明着装者的社会地位。贵族家庭成员的衣物同样蕴含等级观念，可通过以下两方面进行探讨。用料方面，家庭成员等级越高，其衣物所用布料的类型越丰富、价格越高。
据伊丽莎白的家庭账簿记载，细棉布、丝绸、毛皮等贵重材料用于为伊丽莎白夫人制作衣物，带有方格图案、条纹图案或无任何图案的布料则用于书记员、侍从等成员的衣物，马车夫的地位更低一些，因而选用普通布料或亚麻布等。
在同一家庭中，为伊丽莎白夫人购买的布料最为昂贵，每块平均为2镑10先令；普通的书记员和侍从所用的布料在1镑15先令每块；较低级的马车夫所用的布料价格更低一些，约为1镑7先令6便士每块。
贵族遗嘱直接对家庭物品做出分配，并明确规定需按照等级：1424-1425年伦敦乡绅罗杰·弗劳尔直接在其遗嘱中交代，将其“装饰有毛皮的长袍按孩子们的年龄和等级进行分配，即其子托马斯和安尼斯要拥有4件最好的长袍，将其余的衣物在仆人之间按等级分配，这项工作交给管家托马斯·坎皮恩来安排”。款式方面，与家庭其他成员相比，贵族家庭主人的衣服更加复杂。
至十四、十五世纪，典型的贵族服装通常有6件，除贴身衣物外，主要衣物有束腰外衣、衬裤、罩衫、长袜或紧身裤、鞋子以及帽子，可能还有斗篷或兜帽。而普通仆人的服装较为简单，与贵族服装相比，他们的外衣较短、袖子相对较窄，侧重于便捷，以便从事相应的服务活动。
由此可见，食物、衣物等物品的象征意义已超过其使用价值。因此，部分法令相继颁布，对各等级人员的消费品进行限制。例如，1363年禁奢法令规定社会下层人员的着装及饮食不能超过其应有的标准，如城市手工业者、仆人、马车夫应穿不超过1先令1便士每码的羊毛制作的衣服，不应穿任何丝绸或其他奢华的纺织品，且每天只有一餐可以食用肉类或鱼类。
尽管这部法令在下一年被废除，但其表明了立法者的心态，即消费模式可以严格地反映社会等级，高级贵族理应享受这些昂贵的物品。这种消费心态为贵族带来一定压力，为彰显地位，部分贵族将大笔支出消耗在此，有时其家庭甚至出现超支状况。在贵族家庭外部，等级差异同样明显。
如前所述，贵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贵族等级越高，其家庭规模越大，可雇用的仆人数量自然越多。爱德华四世的“黑名册”曾设想一种清晰的家庭等级制度：乡绅家庭可雇用10名仆人、骑士家庭可雇用的人数为16人、男爵为40人、子爵为80人、伯爵140人、侯爵200人、公爵240人，国王家庭的仆人最多，约在500人左右。
就实际而言，据爱丽丝·德·布雷尼的家庭账簿记载，在1412-1413年，其家庭平均每餐约有15人用餐，但由于部分仆人不食用早餐，据此可推断，爱丽丝家庭的仆人数量应在15人以上。爱丽丝出身于富裕骑士家庭，结婚对象同为骑士，因而其家庭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骑士阶层的代表性。
与爱丽丝相比，伊丽莎白·德·伯格的社会地位更高，家庭规模更大。其出身显赫，家族历史悠久，并与王室关系密切，因而其家庭规模甚至可以比肩部分伯爵。1343年，其家庭共为260多人分发制服。仆人、追随者等均可获得制服，因而其家庭仆人数量应低于该数字，但也可达百人以上。
另一方面，不同等级的贵族家庭在宴请中享受的待遇有明显差异。等级越高，享受的宴请待遇越高。毫无疑问，国王是最尊贵的客人，除拉近与王室的关系之外，宴请国王还可以获得一些政治或经济权益，因而对国王的招待一定代表了最高级别。
以伊丽莎白·德·伯格为例，1340年5月27日至29日，其家庭招待国王爱德华三世，仅三天，平均每天便消耗566块面包、96加仑葡萄酒、248加仑葡萄酒、19加仑苹果酒、近395条鱼、5只螃蟹和龙虾、520个鸡蛋、1.3头牛、1.6夸特牛肉、近5.6头小牛、近7.3头猪、近2只羊、2只鹿、131只禽类、5.6只兔子、1盘野猪肉，以及若干奶制品。
1350年5月21日，其家庭又招待公主伊莎贝拉、兰开斯特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以及南安普顿伯爵威廉，此次宴请仅一天，共消耗面包460块、葡萄酒54加仑、麦芽酒160加仑、各种鱼类936条、峨螺200枚、龙虾12只、螃蟹12只、鸡蛋60个、牛奶2加仑等。此次宴请与招待国王时每日平均消耗的食物相比，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更差一些。
贵族家庭的等级区别实际也反映出一种从贵族到农奴的社会分化，本质上来说，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依然是等级社会，国王、贵族、平民、甚至是贵族内部的差异依然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