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朝税制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
唐宋两朝税制对经济社会的重要性
唐宋两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繁荣的时期。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税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税制制定的相对合理，为唐宋两朝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提供了相对宽裕的社会环境，这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隋初的租庸调制，在唐帝国建立初期，开始以正式的制度形式，成为唐朝的正式税制。从唐初到“安史之乱”的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从隋末唐初的天下大乱到唐玄宗年间的物阜民丰，实现了经济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这体现了轻纨薄赋的“租庸调”税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唐帝国废除了这种看似“合理”的税制呢？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废除“租庸调制”除了一些客观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租庸调制”本身在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必须通过瓦解自身，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租庸调制”的废除，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租庸调制的诞生
经过两百年的南北乱世后，北周权臣杨坚正式称帝，继位之后，他极力推行均田制，国家施行轻赈薄赋的政策，赋税分为租、调和力役三种，他还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撤郡并县，“存要去闲，并小为大”。
隋文帝杨坚
改革后的隋帝国，国家经济实力得到快速增强，但是，通过“弑君弑父”上位的第二代隋帝杨广继位后，一反文帝轻觞薄赋的政策，横征暴敛，最终导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李渊父子乘机起兵推翻了隋王朝。
唐朝是在经历了隋末的农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李渊父子深知百姓疾苦。因此，轻斡薄赋的赋税政策，是唐王朝的基本国策。唐初，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租庸调制正式颁行。所谓“租庸调”，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而“庸”是代替“力役”的赋税。
租庸调制度是建立在自然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年人课以定额税的税收制度。它规定，每个成年人每年须交“租”两石粟米，交“调”是丝织品两丈加棉三两或者布两丈四尺加麻三斤，而代替力役的“庸”则是绢布六丈。
大唐盛世：租庸调制的不世之功
1. 大唐的税负到底有多低？
据有关史学家对唐朝前期税收负担的定量研究结果来看，整个唐天宝之前的一百多年间，那些年入105石粮食的丁男之家，它的租庸调税负折合为粮食负担率仅为5%，即使加上其他可能的附加项，也大概只有6%的样子。可见，唐前期的租庸调税制，是实打实的“轻揣薄赋”。
轻劳薄赋时的人民生活
这种薄赋税制对唐朝前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租庸调税制从规则制定上看，其并非是一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的制度，因为它和纳税人的收入、财富以及支付能力无关。不管纳税人土地来源是否合规，是多还是少，甚至不管他有没有田地，只要他符合纳税的“成丁”条件，那么就一律要对其课税。
2. 鼓励扩大土地占有权
但，也正是这种规则，反而在变相鼓励纳税人扩大土地占有，提高粮食产量。因为，不管你有多少土地，产出了多少粮食，一律只按定额纳税即可，剩余的收入全部成了私人财产。因此，为了减轻负担或者增加财富，有能力的家庭开始通过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土地占有，进行农牧业开发。
均田制下丰收的农民
这种播种越多，地基越固，功力越勤的现象，显然对当时的自然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极为有利。正如玄宗朝十一年的诏书记载一样“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遂为富室。”唐人为置私产，一派争先恐后，欣欣向荣的景象。
3. 鼓励发展新型农业
另外，从农业发展的整体大环境来看，华北地区在人口增加，土地短缺的情况下，开始发展出农业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即农业的产收由之前的一年一季，发展为三年四季或者两年三季，则显然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出来的一种新高度和新局面。同样，南方的稻麦复种技术，在唐开元之前也开始出现，并得到推广。
均田制下耕种的农民
盛唐俨然一副“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的小康景象，而这正是租庸调制，对唐前期农业经济繁荣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的表现。
繁华下的隐忧
虽然说租庸调制在唐朝前期，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规则制定的不公平性，也在这上百年间不断制造着各种新的社会问题。
税制的不公平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虽然税制本身给法定纳税人的负担并不重，可是法定纳税人和获得税赋蠲（juān）免权的人户之间，却有着显著的税负负担率差异，正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其二，农户和工商户之间，存在着很长一段时间的行业税率差，在纳税过程中，农户需要按月缴纳租用调税，而工商户却在长达140年的时间内，无需缴纳任何工商税。正是这种制度的不公平性，给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1. 投靠大地主：逃亡避税
这种不公平性，导致社会产生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合法和非法避税的户口不断增加。例如，武后时期，“诸州逃户有三万余…不属州县”，唐中宗时期，“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直接造成唐王朝“户口既增,而税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惰”“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躯,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的严重社会问题。
唐朝大地主的奢侈生活
逃户的增加，显然与租庸调制的不公平性缺陷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不仅降低了政府税收的增长，还影响了政府对公共事业特别是农业的资金投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反而延缓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2. 放弃耕地，转行经商
这导致的第二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行业差别的存在，导致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和转移。唐朝政府第一次真正对工商业征税，已经是天宝九年（750年）的时候了，敕文规定“除陌钱每贯二十文”，也就是商品交易税的2%。而在此之前的140多年间，唐朝社会中的整个工商业团体竟然从未缴纳过一文税钱。
唐中后期繁荣的工商业
这种差别税负，极大地刺激了农业人口向非农行业的流动转移，特别是那些地少的农户，时人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景象“氓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与此同时，在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产业的同时，实际上工商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农业生产的资源。
租庸调制被取代的历史必然
租庸调制的建立，在其不断创造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在租庸调制逐渐弊病凸显的时候，税制的变革已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那种建立在自然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人口定额税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因为它不能保证国家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取得更多赋税的收入，因此必须要建立新的税制来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环境。
战乱频发的唐中后期
其次，唐中期以后，均田制在越演欲烈的土地兼并浪潮中，开始奔溃，自耕农大量逃亡成为私人大地主的依附农，社会财富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开，并不断扩大，到这里，租庸调制存在的客观基础已然不复存在。
最后，租庸调制的税收制度逐渐崩溃过程中，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开始日益减少。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朝廷，控制广阔疆域的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再加上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腐败横行的困扰，整理混乱的税收制度，而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成了变革租庸调制的直接原因。
总结
对于唐王朝前后时期，两种税制的变革，历来有各种评价，有积极赞成的，也有消极批判的。但不论何种态度，我们显然要明白，税制是施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它是生产力发展、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变化共同推动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繁华街市
唐王朝虽然变革了“租庸调制”，实行了新的税法“两税制”，而且其制度规则在客观上充分地体现了当时的制度先进性，甚至在随后一千年的封建朝代中也是无出其右的存在。但是其施行的目的，却并非以人为本，而是为了服务于上层统治阶级的，最终也没能挽救倾颓的唐王朝。
可见，施行何种税制，首先要明白，任何人必然不能违背一贯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其次，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准绳，这样的税制必然是得民心受欢迎，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否则，必将被时代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