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LGBT群体赢得“意外胜利”：用56年前的法律反对今日的歧视
美国LGBT群体赢得“意外胜利”：用56年前的法律反对今日的歧视
2020年6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裁定LGBT群体受《民权法》保护，禁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这一裁决不仅为LGBT群体赢得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也体现了美国司法体系在人权保护方面的进步。
艾梅·斯蒂芬斯（Aimee Stephens）病故一个月后，她长达近七年的维权赢得了一场意外的、同时也是突破性的胜利。
当地时间2020年6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雇员受《民权法》保护。这一反歧视裁定具有里程碑意义。
1964年美国《民权法》第七章规定，禁止针对“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的歧视。其中的“性别”是否涵盖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是争议的焦点。
美国最高法院这一裁定表示，《民权法》禁止“性别”歧视也适用于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当中，两名共和党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站到了四名自由派大法官一边，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作出了上述裁定。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在发表多数意见时写道：“仅因员工是同性恋或跨性别者而解雇员工的雇主违反了法律。”
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曾以5∶4的投票结果历史性地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详见《美国：同性恋赢了，最高法院赢了没》）国际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刘毅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认为这次的裁定意义更重大：“裁定可以结婚，受益的只是性少数群体；而裁定禁止歧视性少数，是对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提出了要求，也会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
联合国人权专家博尔洛斯（Victor Madrigal-Borloz）评论称，性少数和多元性别者常常被社会所排斥，并最终陷入贫困，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向着打破这一歧视的恶性循环迈出了重要一步”。
对LGBT群体来说，这次胜利颇有些意外。（视觉中国/图）
三起案件，两名当事人未能见证
“认识你们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我把你们都当成朋友。我必须向你们坦白的事令我难以开口，我鼓起了全部勇气。……我一辈子都挣扎在对自己的性别认同障碍中。多年来，我一直隐藏得很好。……在爱妻的支持下，我已经决定成为那个我认同的自己。……虽然这样做会给我的朋友和家人带来痛苦，但我必须如此，为了获得我内心的安宁、终结我灵魂的痛苦。”
2013年7月，在G.R.Harris殡仪馆工作多年的艾梅·斯蒂芬斯给雇主及同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将做变性手术，并在假期结束后以女性的身份及着装回来上班。
结果，收到信的殡仪馆老板将其解雇。
斯蒂芬斯向密歇根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寻求帮助，该联盟联络了平等就业委员会（EEOC）。平等就业委员会进行调查后认为，G.R.Harris殡仪馆解雇斯蒂芬斯的做法违反了《民权法》禁止性别歧视的法规，并在2014年代表斯蒂芬斯起诉其前雇主。G.R.Harris殡仪馆聘请的律师以宗教自由权辩护。
2016年，初审法院接受了G.R.Harris殡仪馆的辩护，斯蒂芬斯败诉。2018年3月，巡回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裁定《民权法》保护跨性别雇员免受歧视，雇主的宗教信仰并不是违反联邦反歧视法规的正当理由。同年7月，G.R.Harris殡仪馆上诉到最高法院。
2019年10月8日，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听审此案。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审理涉及跨性别者权利的案件。
同一天，最高法院还审理了另外两起公民因同性恋身份曝光而失业的案件：佐治亚州的杰拉德·博斯托克（Gerald Bostock）在加入一个同性恋垒球联盟后，被他所工作的县儿童福利机构解雇；跳伞教练唐纳德·扎尔达（Donald Zarda）在提到自己是同性恋的几天后也失去了工作。
这三起案件都涉及对1964年《民权法》禁止性别歧视的理解。经过数月的审理，2020年6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三起案件作出最终裁定：雇主因员工是同性恋或跨性别者而解雇员工的做法违法。
不过，斯蒂芬斯和扎尔达都未能亲眼见证最高法院作出这一裁定。2014年，扎尔达在一次跳伞事故中身亡。2020年5月，59岁的斯蒂芬斯因肾衰竭并发症去世，此时距离“最终的胜利”仅剩一个月。
保守派大法官“倒戈”
刘毅强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是“一次正常的判决”：“性别平等不只是男性与女性的平等，还包括各种性取向与性别认同都不受歧视，这在比较‘进步’的社会应该已经成为共识了。”
但在部分美国公众看来，最高法院6∶3的投票结果确实超出预期。《纽约时报》就称其为“性少数群体的意外胜利”。
在2015年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定中，中间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和4位自由派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鲁思·金斯伯格、索尼娅·索托马约尔、艾蕾娜·卡根组成多数意见，支持同性婚姻合法。立场相对保守的4位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首席）、安东宁·斯卡利亚、塞缪尔·阿利托以及克拉伦斯·托马斯表示异议。
因为在这一重要判决上支持了性少数群体，肯尼迪大法官被视为同性平权运动的“英雄”。但他在2018年7月退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立场保守的布雷特·卡瓦诺接替肯尼迪成为大法官。
此前的2016年1月，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特朗普任命了保守派的法官尼尔·戈萨奇接替。2018年卡瓦诺大法官就任后，美国最高法院形成了5位保守派大法官、4位自由派大法官的格局，并延续至今。
美国性少数群体一度担心，占多数的保守派大法官会像反对同性婚姻合法一样，也反对法律平等保护性少数群体的就业权利，在斯蒂芬斯等案件中作出不利裁决。
然而这一次，两名保守派大法官——罗伯茨和戈萨奇，都加入了支持保护性少数群体权利的阵营，和4位自由派大法官在投票中形成了多数。
通常，最高法院判决由组成多数意见的大法官中最年长者执笔，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这次指定了戈萨奇撰写多数意见。考虑到戈萨奇还是特朗普任命的首位保守派大法官，有美国媒体称这一安排“具有讽刺意味”。
“这说明，在具体议题上，每名大法官都会因自身对法律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不同看法，不能仅凭他分属自由派或保守派就预测他一定加入某一阵营。”一位长期观察美国最高法院的学者表示，罗伯茨一向是一位“摇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以前的医保法案诉讼中就曾与自由派站在一起。
至于戈萨奇大法官的“倒戈”，上述学者分析，不排除是因为戈萨奇意识到，在罗伯茨大法官加入自由派后，无论他如何选择，都无法撼动最终的结果。“他选择加入胜利的一边，还能争取由他来撰写多数意见，把他的一些思路加入这份注定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中。”
“倒戈”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资料图/图）
反对的理由：立法还是释法？
“只有一个词能形容法院今日所为：立法。法院公布的文件形式上是解释法令的司法意见，实则具有欺骗性。”阿利托大法官在他撰写的冗长的异议意见中，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对多数意见的不满。
在审理斯蒂芬斯等三起案件中，大法官应如何理解1964年《民权法》禁止性别歧视的规定？阿利托大法官的异议集中于一点：这部半个世纪前制定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在使用“性别”一词时，并未涵盖“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含义。
“如果对生活在1964年的每一个美国人进行调查，很难发现有人会赞同‘基于性别的歧视’意味着‘基于性倾向的歧视’，更不要说‘性别认同’了——这个词在当时都是未知的。”阿利托将多数意见比作一艘“海盗船”：“它在文本主义的旗帜下航行，但实际上代表着斯卡利亚大法官所谴责的那种法律诠释方式，即认为法院应该‘更新’旧的法令以便更好地反映当下社会的价值观。”
类似的反对理由并非第一次出现。在2015年最高法院作出同性婚姻合法的判决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就在异议意见中指出，判决最严重的错谬在于，最高法院充当了立法者，持多数意见的大法官将自己对于“婚姻”的定义强加于公众之上。当时他两次诘问：“我们以为我们是谁？”
这一次，在罗伯茨大法官支持了自由派立场之后，“法院不应造法”的异议立场由剩余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继续坚守。
同样从保守派“倒戈”的戈萨奇大法官在他撰写的多数意见中承认，“法院通常是按照法令颁布时普通公众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异议大法官并无分歧。然而，在一段论述后，戈萨奇话锋一转：“但是，起草者想象力的限制不构成忽视法律需求的理由。”
“只有写下来的文字才是法律，但所有人都有权从中受益。”戈萨奇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