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制利、以理导欲：船山先生的义利理欲观
以义制利、以理导欲：船山先生的义利理欲观
【导读】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他的义利理欲观揭示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对中华伦理价值观有其守正创新的理论贡献和深远影响。
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近代以来，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影响极大，他的义利理欲观揭示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对中华伦理价值观有其守正创新的理论贡献和深远影响。
船山义利思想的基本特征：
主张在义利合一的基础上以义制利
船山反对理学家“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的贵义贱利论，也不赞同事功学派和明清之际李贽等人的以利为义论，坚持认为义利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并在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以义制利。船山既将“义”视为“事之所宜然者”和“一定不易之矩则”，又认为“义”是“通人己、大小、常变以酌其所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坚持认为最高层次和最高境界的“义”是“古今之通义”。船山由此区分了“义”有“私义”和“公义”。讲义必须分清“公”与“私”，自觉地将“公义”置于“私义”之上，不因“私义”害“公义”。船山对“古今之通义”的价值眷注已经内涵着对“大公至正之道”的价值肯定和价值设定，“古今之通义”本质上是一种至大至公的道义，是公义的最高层级。船山论利既把“物各安其本然之性”的自利当作普遍意义上的正当之利，又把“利”视为“民之依”的物质利益，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公利”和“私利”。
就义利关系而言，船山认为，这是既需要“统同”又需要“辨异”的、内涵了“是”与“应当”的关系类型。或者说，义利关系既是一种事实关系，又是一种价值关系。首先，现实生活中的义利各有自己的内涵和价值特质，并因此构成不同的关系类型，有“利物足以和义”以及“义者，利之合也”的义利合一型，也有义而不利、利而不义的义利冲突型，譬如公义与私利、私义与公利之间的对抗性，还有义利之间既内涵冲突又内涵统一的矛盾统一型，凡此等等，都说明了义利关系事实上的复杂性。其次，现实生活中义利关系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义利关系都是合理的、应当的，合理的、应当的义利关系需要建构和价值的指导。只有那些出乎“古今之通义”以及“通人己、大小、常变以酌其所宜”的“义”和“各安其本然之性”的自利以及“民之依”的“利”才具有价值的意义，而那些“私义”“私利”原则上都是需要用价值加以规制甚或祛除的。最后，将义利关系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结合起来，在尊重义利关系事实性的基础上注重价值性，既兼顾义利关系的统一与和谐，又倡导以义制利，必要时舍生取义。船山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义利观，提出了“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的思想命题，认为生命如果能够盛载道义，那就是十分宝贵的，用道义来确立生命的价值，那么生命也是可以为道义而牺牲的。正确的义利观应该注重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并以此为根本性的道义和至高无上的道义，它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价值枢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和大力弘扬的精神命脉。
船山理欲观的价值特质：
主张在理欲合性的基础上以理导欲
在理欲观上，船山不仅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或灭欲主义观点，也反对那种一味地为人欲辩护的纵欲主义或享乐主义观点，提出了“理欲合性”的思想命题，强调天理和人欲都是健康人性所内涵的重要内容，二者各有自己的合理性，“合两者而互为体”。船山理欲观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命题，将“各得”的人欲纳入“天理之大同”的道义论谱系加以论证，从而极大地凸显了芸芸众生基本而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的合理性，有着对“禁欲主义”的自觉抵制和批判，同时又避免了“纵欲主义”伦理思想的偏颇和片面性。
船山理欲观，首先指出天理人欲不可分，人欲中有天理，天理寓于人欲之中。船山肯定“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所以，不能离开人欲来谈天理，人欲的正当性实现就是天理的确证。
其次，船山理欲观把“生民的生死”视为“天下之公”，明确地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生死，公也”，主张满足百姓的物质生活欲望，保证其正常的生活得以进行。“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以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倡导公平正义地分配社会财富，让百姓能过上一种“养老送死无憾”的富庶生活。
最后，船山理欲观意识到了天理与普通人欲之间的一致性，也意识到了天理与个人私欲之间的矛盾性，指出：“欲外有理，理外有欲，必须尽己、推己并行合用矣。”（《读四书大全说》卷四）“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达天理，须有安排。”（同上）欲只有在理的指导规约下，才能成为合理的欲望。整体上看，在天理的指导下追求人欲，既自然又当然，没有什么转折。从人欲上去追求天理，必须经过一番道德修养的功夫，即必须有安排。
船山区分了“欲”有人欲（自然欲望）、私欲（以享受和占有为主）和“公欲”（有助于群体生存发展），故在理欲统一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理导欲，使人欲能够在天理的引导与规约下得到正当的满足和合理的实现。只有以理导欲、以理遏欲，才能够成就正确的理欲观，使人过上既能满足基本欲望又有意义和价值的幸福生活。
船山义利理欲观的现代价值
船山提出并论证了义利合一义为重、理欲合性理导欲等命题，凸显了在价值两点论基础上的价值重点论，既有规范伦理的兼顾两全，又有美德伦理的先后轻重，是对以往义利理欲观的创造性发展。规范伦理置重彼此关系的兼顾与统一，如人我合一、己群合一；美德伦理置重关系中主体的德性培树，不以他方的好坏作为绝对标准，倡导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大公无私，至上的美德是以德报怨。如果说规范伦理置重义利兼顾、义利统一，理欲合性、理欲结合，那么美德伦理所置重的就是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使欲从理、以理导欲。
船山义利理欲观的卓越建树在于，不仅对义利理欲概念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对义利理欲关系和义利理欲取向作出了基于自然朝向当然的论述，特别是他的“三义说”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观点可谓中华伦理学说史上的原创性贡献。
义利理欲观建构的是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正确处理义利理欲关系的基础上坚持应当的义利理欲导向。船山之“公天下”奠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价值判断，力主以维护天下人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向，提出“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得其义利理欲观凸显出“公义”“公利”的价值内涵，同时又以肯定“生民之生死”和民众正常物质生活需要为价值旨归与目标导向，实现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圆融与贯通，使“公义”“公利”与“人欲”“人理”实现了无障碍的价值联结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