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住建 | 抚州：临川翰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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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这座被誉为“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城市，孕育了众多杰出人物，留下了璀璨的文化遗产。从创办兴鲁书院的曾巩，到推行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再到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他们的故事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临川文化的独特魅力。

抚州，古称临川。东汉永元八年(96年),置临汝县，即后来的临川县。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年)，建临川郡。隋开皇九年(589年)，改为抚州，取“奉使安抚”之意。这里，不仅山河壮丽、风光旖旎，而且文化鼎盛、人才辈出，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
古往今来，秀而能文、刚而不屈的抚州人，书写了灿若星河的临川文化，其中最耀眼的篇章当属才子文化，为后世广为传颂。

一代“醇儒”当校长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年近不惑的曾巩在时隔多年后，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次，他不仅进士及第，还带领“南丰曾氏”创造了“一门六进士”的奇迹，传遍乡里，轰动朝野。历史上，他是一个醇厚的儒者，毕生信守儒学之道，既纯粹又深刻，被称为“醇儒”。

然而，这背后却有一段辛酸的过往。12岁时，曾巩就能作出好文章，身负“神童”之名，被寄予厚望，但在前两次的科举考试中均以落榜告终。其间，更是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父亲罢官、家道中落、乡人嘲讽……但命运的考验尚未结束，其父去世后，他不得不暂时中断学业，担起养家的重任。

贫寒不失其志。曾巩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创办了兴鲁书院，这也是抚州的第一家书院。因为其祖先曾参是孔子的得意弟子，而孔子是春秋鲁国人，加上当时抚州、建昌军一带邹鲁之风盛行，故取名“兴鲁”，意在“上承曾子之家学，以继周公孔子之传者”。

兴鲁书院创立后，曾巩亲自定学规、执教席，培育优秀人才。在他办学精神的影响下，历代任职抚州的官吏都很重视兴鲁书院，一直办到清末，长达800多年。体现了他教育思想跨越历史的精神感召力，也表明抚州形成了浓厚的兴文重教传统，这是抚州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除了兴办书院，曾巩还有很多成就，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积极参与欧阳修主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文风义理精深，语言净洁，在《宋史》中留下“纤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的美誉，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兴鲁书院旧址位于如今的临川六中内，走进学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曾巩的铜像——头戴巾帽，面容平静，左手持书，右手抚须，仿佛正在给学生授课……

千年之前，曾巩等一众大儒在此讲学；千年之后，高楼掩映下的兴鲁书院书韵依旧。书院风骨不在于建筑，而在于师者。琅琅书声中，一代醇儒的文风墨韵依旧绵延传承。

“拗相公”的改革决心

兴鲁书院不远处，便是荆公路。荆公路原名“十字街”，因王安石故居、祠堂位于此地段，故改名荆公路，是抚州市历史最悠久的街道之一。

青砖黛瓦、红石基底、砖木石雕的赣派建筑密集分布于街道两侧，道路右侧的儒林第老宅、维角钟祥民居、延陵世家等立于高台之上，宅门高深、门头雕花精致，砖墙虽有脱落，但依旧投射着士林望族的往昔风采。

时间追溯到北宋庆历年间。有传言称，王安石在科举考试中曾因一句“孺子其朋”被曲解，遂从状元变成了第四名，随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自此他的仕途生涯正式开启。在接下来的多年中，他在各地流转任职，政绩显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有一个绰号“拗相公”，本意虽是对他固执自负、刚愎自用性格的讥讽却也从侧面体现了其表里如一、不流世俗的本真。

后来，王安石进京述职时，向宋仁宗呈上了长达万字的《万言书》，以人才问题为主线，针砭时弊，主张全面改革，但并未得到重视。于是，他决定继续等待“改变现实”的机会。

命运还是眷顾王安石的。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他终于等来了可以让自己放开手脚、充分施展的良机——宋神宗即位伊始，便重用王安石。随后，他献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述宋朝近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状况，指明在表面太平实则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改革“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为了获取宋神宗的鼎力支持，王安石在面对非议时作了《商鞅》一诗，以示改革决心：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他自比商鞅，更期待宋神宗能够像秦孝公那样坚定、支持改革。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史上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启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整顿财务，使国家钱粮充足；整顿军事使军队强大精神；整顿教育和科举，使官吏各胜其任。

变法在当时起到了一定作用，国家财政收入有了增加，但因触动了既得利益，加上政策设计并不完善，遭到多人反对，最著名的当数保守派领袖司马光。这位曾在童年时“砸缸救友”，20岁金榜题名，又写出《资治通鉴》这一博古通今著作的政治家，有足够的胆魄，也有过人的学识，但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认为“君主”应是一切政治主张的原点，强调国家是等级、权责分明的体系，任何一部分都有特定职责，不可越俎代庖。因此，他认为王安石应更多承担“执行者”职能，而不是打破原有政治秩序。同时，他更像一个“完美主义者”，其政治主张中既有对君主的期望，也有对臣僚的要求，还有对制度的思考，讲究面面俱到，这与行事激进的王安石截然不同。相比在朝堂上较为温和、通过体察民间疾苦，以诗词针砭变法之弊的苏轼，司马光显然拥有更大政治话语权，并以变法种种不合理之处为论据，直接向皇帝上书，以至于形成朝内保守派势力与变法派对峙，誓要“砸烂”新法。正因强大政治力量阻挠，加之变法本身“先天不足”，新法逐步被废除。

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王安石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改革的胆识像一把穿越千年的火炬，照耀后人的精神世界和前行征程。更应看到，进步力量的历史局限性及所犯的错误具有两重性，其拥有的自省意识和自我纠错能力往往更强。与落后势力不同，一个人如果站在进步势力一边，即使有缺点和错误，亦不能否认其对时代发展进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心学与理学的激辩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的一天，金溪青田道义里的陆家迎来一个新生命，他就是后来的心学开山鼻祖陆九渊。

身处才子之乡的陆九渊自幼便显现出了非凡天赋，4岁时就问父亲“天地何所穷际”，不仅难住了其父，也让心学的种子由此萌芽。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发生了中国儒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盛事——鹅湖之会。心学和理学虽都是基于儒学而创立的哲学派系，但前者认为“心即理”，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后者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两者和而不同，既竞争又竞合。心学代表人物陆九龄、陆九渊两兄弟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在鹅湖寺围绕“教人之法”展开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的思想交锋却成为美谈。

令人称道的是，学术上的对立并没有影响双方友情。后来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授了《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一些人听后感动落泪。继而，在陆九渊的邀请下，朱熹也来到金溪崇正书院，与陆氏兄弟几人开课讲学、相互辩难，当时座无虚席，连村里的老人都来旁听。其间，朱熹还手书“一家兄弟学，千古圣贤心”相赠。

遗憾的是，崇正书院毁于明末战乱，但其文脉并未中断。清乾隆年间，时任金溪知县阎廷佶在崇正书院遗址上兴建仰山书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书院以仰山为名，正是为了表达对陆九渊等先哲的崇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