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日本如何选择"南进"？坚持北进的陆军，如何被说服？
1941年初，日本如何选择"南进"？坚持北进的陆军，如何被说服？
1941年初，日本在欧洲战局的影响下，最终决定放弃北进苏联的计划，转而实施南进政策，这一决策不仅改变了二战的进程，也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详细探讨日本如何在1940-1941年间从北进转向南进，以及在实施南进政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调整。
1. 日本何以“南进”？
南进政策的最终确立，曾围绕着解决中国战场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复杂变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与欧洲战局的发展密切相关，起初，由于欧战形势还不够明朗，中国战场牵制日本兵力过大，日本最高决策者还不敢在结束侵华战争前就放手武力南进，但已考虑在尽快解决“中国事变”的前提下，积极准备向南洋发展。
德军入侵波兰3个多月后(1936年12月28日)，阿部内阁确定的《对外施策方针要纲》，就具体反映了这种政策。
在谈到如何对待欧洲战争问题时，该《要纲》认为：
“目前应根据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适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
把“南方”包括在内，这是对“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范围的新解释，表明了日本对南进的积极态度。于1940年1月接替阿部内阁的米内光政内阁，完全继承了此一基本方针。
1940年4月，德军占领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也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希特勒的胜利刺激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侵略欲望，他们看到资源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是千载难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
当时，日本军部估计，德国很快会进攻英国本土，欧洲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因此，军部不少上层决策者都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中国事变”未得到解决之前，也应当不失时机地断然南进。
7月3日，陆军首脑开会，确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提出知下的方针：
“在世界形势动荡的情况下，帝国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特别注重改善国内外形势，继而寻求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这个方针实际上是要把南进确立为日本即将实施的基本国策。
次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冈田在就这一纲要向海军作说明时说：
“我认为，在没有结束中国事变之前，很可能必须先着手解决南方问题，陆军的想法是，即使在没有结束事变之前，也要有限度地规定出对南方的政策，并尽力推进之，曾经考虑过两种方案：一是在某种程度上暂将中国事变的处理搁置起来，而转向南方；一是收起南方问题而倾全力解决事变。大体上是选择了前一个方案。”
把南进作为基本国策，这是海军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因此，陆军同海军在南进问题上一拍即合。
陆军省认为，米内内阁是一个“消极保守”的内阁，不是适合于实施南进政策的理想政府，因而在与海军就南进政策达成一致后，就决定搞垮该内阁，拾出标榜“政治新体制”的近卫文麿重新组阁，以迅速建立实施南进政策的新的“强有力的政治本制”。
16日，米内内阁因陆相畑俊六提出辞呈，而陆军又拒绝提出继任人选，只好倒台。22日，组成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军阀头子东条英机任陆相，法西斯狂热分子松冈洋右任外相兼拓相。
2. “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形成
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陆、海军首脑提出的南进政策正式确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政府的施政纲领。26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要纲》。27日，大本营和近卫内阁联席会议又批准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处理时局要纲》，《基本国策要纲》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后来又被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由松冈洋右于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
这两个纲要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在27日的联席会议上，松冈洋右甚至提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的观点。
这两个纲要还确定：
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在这两个纲要确定之后，日本加速开动整个国家机器，为南进积极准备，因而在其外交、内政方面，很快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动。
在外交方面接连发生两件大事：
一件是前面说过的与法国维希政府缔结协定以及随之进军法属印支（越南）北部；另一件是9月27日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其基本内容是：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建设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三国中任何一国在遭到未参加中日战争及欧洲战争的“第三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手段互相援助；本条约不影响三国各自与苏联的现存政治关系。
这是一个重新瓜分世界的条约，其目标明显地对着美国。
在内政方面，以“新体制运动”为名的法西斯化迅速发展。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即9月28日，近卫发表广播演说，大讲“世界历史的大转变时期”缔结三国同盟的意义，同时呼吁确立适应这种重大时局的“万民翼赞的举国新体制”。
“新体制运动”的结局，就是解散所有的政党，而于10月12日建立了“大政翼赞会”，以首相为总裁，以地方长官为地方支部长，由内务官僚组成镇的“町内会”和村的“部落会”，最基层则建立“邻组”（类似街道居民组织或保甲制的组织)；此外还成立了各种行业的“报国会”，作为“大政翼赞会”的外围团体。
这样，无论在任何地区或任何行业的日本国民都被组织起来，纳入官僚统治的罗网，日本法西斯的战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3. 南进的战略部署
日本法西斯一面在准备南进，一面还要维持侵华战争，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对指导中国战场的政略、战略进行一些调整。
10月1日，陆军部军务课中国班长石井中佐得到中国派遣军关于停止“桐工作”的报告，立即根据陆军方面原定“如果桐工作失败，即进入长期持久战”的立场，起草了《昭和十五年底处理事变要纲》，这个纲要成了11月13日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要纲》的蓝本。
《中国事变处理要纲》规定：
“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调整日、苏邦交，竭力设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其屈服。”
这个纲要还提出，要在11月底以前，由政府（而不再由军方或民间)出面努力与重庆政府再进行“和平”谈判，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如此举不能成功，则不论形势如何，都要“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与此同时，11月底以前要正式承认汪精卫的“新中央政府”并与之签订条约。
要纲还规定，一旦转入长期作战体制，“在一般形势没有重大变化时，保持长期作战体制。一方面要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要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同时继续进行封锁和空中作战。”
11月30日，日本与汪精卫伪政权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及其一系列附件，将以前日汪之间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密约规定的基本内容包括日本在中国的一些地方驻兵及驻扎舰艇部队、开发及利用中国资源等，正式以条约形式确定了下来。
同日，又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日本终于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侵华战争也开始转入所谓的“长期持久战体制”。
日本参谋本部在1940年底前，起草完成了关于南进、中国战场和北方问题的综合性国策方案《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要纲》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要纲》。
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会议批准了这两个文件。但前者只在陆军内部传阅，今已不存，而后者则在1月18日上奏天皇裁决后，成为指导1941年侵华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该文件规定：
在1941年秋前，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力求解决中国事变；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不放松空中进攻作战，地面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领地区的“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据此制定了1941年在华各军作战的四条指导方针：
一、封锁国际援华路线与海口；二、加强占领区的“治安战”，三、实施空中进攻作战；四、积极实施速决的截击作战。
对中国的战略封锁，一直是日本大本营特别重视的作战指导思想，它认为经济封锁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最重要的措施，而封锁又与切断作战紧密相连。日军早已宣布对中国沿海实行封锁，但并不能完全封死；即使进驻法属印支北部后，仍不断发现，在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上，到处有空档可向内地输入物资，特别是以香港为基地输入的物资数量较大，而在香港东面海岸卸贷、由陆路通向韶州的运输路线尤为活跃，针对这个情况，大本营于1941年1月26日发出“大陆命第823号”，指示华南方面军实施“香韶公路切断作战”，并同意其使用为南进而集结并直属大本营的第十八师团。
4. 对华“封锁战”
为切断香港至韶州的运输线，华南方面军于2月4日在海军一部的协同下，以第十八师团的川口支队从大亚湾登陆，随即迅速奔袭占领了惠州南面的淡水，并以第三十八师团的末藤支队从深圳方面进行策应。这次作战完全封锁了大鹏湾和大亚湾，截获了大量准备输入内地的物资。
根据这次作战的经验，日本大本营判断封锁性切断作成可以收到重大效果，因此愈加热心，接着又发出了“大陆命第834号”，指示华南方面军在3月上旬实施奶断雷州半岛方面中国补给路线的作战，并同意其使用近卫师团主力和第四十八师团的一部、以及正集结在华南方面的船舶。华南方面军根据命令，动用了近卫师团、第四十八师团和第三十八师团的十八个步兵大队，组成六个支队，并与海军协同，于3月3日拂晓起一齐行动，从广州西面地区经雷州半岛，在绵延500公里正面的各要点实施登陆和“扫荡”，夺取了该地区的各种物资。
大鹏湾和大亚湾被日军严密封锁后，中国政府转而利用其东面的红海湾、碣石湾补给物资，于是汕尾港就成了外国船只经常出入的重要补给基地。另外，在汕头对岸的潮阳一带，也经常有运输船避开日方的监视，频繁地运送援华物资。为切断这些援华运输线，日华南方面军又在海军的协同下，发动了“汕尾方面切断作战”。
先以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的一部于3月23日在潮阳一带登陆，接着又以近卫师团的一部从4月10日开始在汕尾一带登陆，一边对汕尾周围进行“扫荡”，一边攫取物资运往其后方。这次作战结束后，日军改变了前两次将部队撤回原驻地的做法，在潮阳和汕尾一带驻扎了部队，以彻底切断这一带的补给路线。
华南方面军的切断作战还有“福州作战”和“东江作战”，自从日军先后占领上海和广州后，福州便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日军为了达到华南沿海的全面封锁，决定占领福州。
4月19日拂晓前，华南方面军主要以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和第十八师团一部，在海军的协同下，在福州附近登陆。第四十八师团于21日占领福州，第十八师团一部占领海口并夺取了大量援华物资，作战结束后，第四十八师团驻守福州，直到9月3日中国军队反攻时才撤走。此次作战被称为“福州作战”。
“东江作战”是继“福州作战”之后，华南方面军为防止惠州一带中国军夺回香韶公路对其围攻的一次作战，位于惠州一带的我国军队为第一六○师和独立第六旅约1.7万人，5月10日，日军以第十八、第三十八师团的主力从陆海三面向惠州合击，先将我军压迫至惠州以南山中，继而进行围歼，并对该地区进行了“扫荡”。
日军在基本达到目的后，于5月22日结束作战，返回原驻地，在华南方面军进行沿海封锁切断作战的同时，日本大本营：正指示中国派遣军在浙江省东海岸实施切断作战，并同意其使用准备用于南进作战的机动兵力第五师团。中国派遣军将这次作战交第十三军实施，为配合第五师团从浙东沿海登陆，第十三军抽出第二十二师团的9个步兵大队和第十五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组成作战的主要兵力，于4月16日向诸暨发起进攻，20日占领诸暨。
第五师团于19日登陆，20日相继占领宁波、石浦、台州和温州等地。日军在转运或就地销毁了缴获的援华物资后，便撤走了占领台州和温州的部队，开始集结兵力围攻诸暨以南山地中的中国军队。5月12日，日军发起攻击，战至25日结束。被围攻于诸暨以南中国第三战区约5个师的军队遭受了较大的伤亡。此战结束后，日军除留下第五师团驻守宁波（至10月初由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接防)外，均撤回原驻地。
综上所述，在1941年上半年，日军为实行封锁性切断作战，仅陆军就动用了64个大队（约7个师团）的大量兵力，其中约两个半师团的兵力又长期驻扎在一些要地，以保持作战效果。
不仅如此，日本大本营还指示从5月12日起封锁香港、澳门沿海，对内陆则加强物资流通的控制，并在其占领区与中国抗战后方、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构筑了封锁线，特别是严禁食盐通过，为了增强封锁效果，日本还对抗战区的若干经济设施进行了轰炸破坏，特别是重点轰炸了重庆附近的制盐设施。
日军的封锁固然给中国抗战后方、特别是几乎毫无外援又多处经济落后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带来了物资奇缺、乃至缺乏生活最低必需品的困难局面，但封锁难以做到衣无缝，无论在绵长的海岸线上还是在内陆的封锁线上，都有各种通道在艰难地输入抗战物资。
抗日根据地还有效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反对封锁斗争，以改善经济和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