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控制领土广阔和农业产值增高导致清朝人口激增
税制改革、控制领土广阔和农业产值增高导致清朝人口激增
清朝人口从康熙初年的不足一亿，到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创造了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奇迹。这一现象背后，是康雍乾三代皇帝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本文将从税制改革、农业投产比提高和可统计疆域扩大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清朝人口激增的原因。
税务制度带来的改变
税务制度，主要指的是"人头税"这种税收方式。自秦朝以来，人头税就是历朝历代最直观、结算统计方式最简洁的收税方式之一。然而，这种税收方式也成为了统治者压榨百姓的工具。在政治清明时期，统治者会根据社会生产力情况降低人头税；而在执政黑暗时期，人头税的税额会无限制提升，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
人头税的存在，让百姓不敢多生子女。因为多生一个人就要多缴一份税款，而孩子在成长期间还需要父母抚养，这无疑增加了家庭负担。古代生产力水平有限，普通百姓仅能维持温饱，难以承受高额的人头税。因此，溺婴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家庭不得不抛弃无力抚养的孩子。
清朝时期，人头税对社会人口增长的阻碍日益明显。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康熙年间推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实行，并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得到补充。虽然这还不是完全取消人头税，但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步骤。
雍正即位后，进一步推行了"摊丁入亩"制度，规定以后将人头税归入"地税"，不再按家庭人口数量收税，而是按地产数量收税。这一改革对地主阶层造成了沉重打击，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口增长的税收障碍。
正如当时的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所说："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摊丁入亩制度实施后，基层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育自由"。孩子不再是贫穷百姓的负担，反而成为了改变命运的希望。这一政策的实施，也为清代宗族的大量崛起创造了条件。
随着摊丁入亩的深化，清朝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乾隆中后期，人口真正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这是摊丁入亩政策执行后的第四十年、五十年，正好是两代人成长的时间。
翻番了，甚至不止翻了一番
人口增长需要充足的粮食供应，这离不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清朝时期，农业投产比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作物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的多元化。
红薯在农业投产比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红薯并非中国本土作物，明代末期才引入中国。虽然红薯的营养价值不如大米，但其亩产量极高。在清代肥沃地域，红薯亩产量可达五千斤，而同等土地栽种水稻仅能收获一千斤左右，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投产比。
除了农业投产比的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的多元化也推动了人口增长。自宋代开始，北方民族对中原政权的领土侵占促使朝廷推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本质上就是大型商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清代虽然闭关锁国，但对外贸易仍在持续，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打开中国大门，也为社会就业提供了新的机会。
只要有了就业，社会人口新生就有了意义，社会结构得以稳固。有了税收政策和生产力这两大因素的改变，清朝人口暴增成为必然。
再简单来说，就是"改土归流"政策
改土归流，即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制度"改为"流官制度"。明朝时期，朝廷对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立当地部族首长为土官，让他们世袭担任。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生产力和文化教育程度，中原王朝并不完全掌握。
到了清代，中央朝廷开始对土官制度进行改革。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朝廷对湖南湘西地区进行改革，清圣祖下令屯兵、驻军、修卡、普及入学教育、设立科举院所等。雍正时期，云贵总督正式提出"改土归流"，对土官制度最多的云贵地区进行改革。
改土归流的结果非常显著。在康熙末年，广西总人口仅有一百万左右，到了嘉庆时期却增长到了七百多万，翻了七倍之多。这种变化在很多土司地区都在上演，为清朝人口增长提供了重要补充。
清朝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政策的调整。只要政策允许，人口就会有质的飞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两千年里，增长一亿人口都如此艰难，而在乾隆四十多年统治期间，清朝人口却暴涨到了三亿。清朝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央集权政府最成熟的表现，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疆域为后来中华民族走向近代化、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基础。